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主客观原因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城。1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集中批判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严重错误和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是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在苟坝会议上，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分析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并取得重要成果的主客观原因有以下几点：

1、五次反“围剿”前后成功与失败经验教训的强烈对比

第五次反“围剿”以前，毛泽东不仅亲自指挥红军取得了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而且亲手创建了拥有5万多平方公里、250多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但是在党中央由上海迁至苏区并推行“左”倾路线和剥夺毛泽东军权以后，红军不仅处处被动挨打，未能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而且丢掉了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特别是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更使红军损失惨重，大伤元气，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成功与失败前后的巨大反差，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大多数中央高层领导，产生了对博古、李德指挥错误的强烈不满和领导能力的怀疑，进而萌生撤换最高军事指挥和恢复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强烈愿望。

2、真理与谬误的多次较量

毛泽东是党和红军的缔造者。每当党和红军遇到危急关头，都因毛泽东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出奇致胜。一是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既是最早考察农民和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人，也是最早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的领袖。北伐战争在两湖战场能够迅速推进和取得胜利就是得益于两湖广大组织起来的农民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二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不仅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而且领导了主要成员是农民的秋收起义，并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完整理论，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三是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既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跑我追和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又亲自指挥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中央苏区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当毛泽东领导革命的系列正确理论和实践，被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高层否定、污蔑和批判后，中央苏区不仅没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而且使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蒙受不该有的巨大损失。在这一系列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和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必然得出谁正确谁错误的正确结论。这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最重要基础。

3、正确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在被剥夺军权以后，他对当时中革军委提出的大部分正确意见都被否定了。其中包括第五次反“围剿”进入胶着状态后，他建议红军应与国民党十九路军合作，并结成抗日反蒋同盟等一系列正确建议和主张，但都没有被采纳。实际上他在中革军委那里，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反对“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一方面，他既严厉批评李德、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又向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主动阐述自己正确的意见和主张。这些工作都为后来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主要体现在：一是红军长征出发后，他充分利用了被安排在张闻天、王稼祥一个队伍中的机会，主动向张闻天和王稼祥系统阐述自己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张闻天、王稼祥等留苏回来的同志明辨是非，改变过去“左”的错误立场。这为后来遵义会议清算“左”倾路线埋下了伏笔。二是湘江战役后，他毅然挺身而出，坚决反对李德、博古继续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决策，并努力说服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人召开了通道会议，使他转兵贵州的建议得以实现。三是红军进驻遵义后，他充分利用与张闻天、王稼祥同住古式巷一幢房子的机会，积极向他们阐述自己的观点，为张、王在遵义会议上公开发表支持自己的意见和站在自己一边创造了条件。四是充分利用扩大会议，向各个军团的指挥员阐述自己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正确意见。这为大会形成强大的批评“左”倾错误路线的力量具有重大意义。后来的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正确的斗争策略的胜利。

4、毛泽东卓越的胆识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自始至终都与毛泽东个人伟大的品质密切相关。突出表现在毛泽东被剥夺军权后，不向一般人那样采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消极态度，而是处处担忧党和红军的前途。为此，不怕得罪当时的中央最高指挥博古、李德，多次严厉批评他们的错误，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同时努力说服其他中央领导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央高层领导。正是毛泽东的这种担当精神和超人胆识，中央才按照他的建议在湖南通过召开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原先的行军方向，做出了向贵州进军的决定，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继而通过建议召开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作出了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遵义进军的最后决定。这些工作都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