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连芳：关于加强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思考（3）

第一，   服务改革。

基层一定要服务改革，但是现实当中我们会有疑问，改革好像是一种顶层设计，因为它会牵扯到机制、体制很多的问题。三中全会许多决策也是改革的顶层设计，那和我们基层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大家看在《意见》当中对部署基层在服务改革方面，我们至少应该有三方面的工作需要做的。

第一点，宣传改革，凝聚共识。怎么去宣传改革？这是我们基层需要回答的问题。我想到这样一个具体的事情，说北京每天的生活垃圾多少吨？1.84万吨。如果用25吨的大卡车要把这些生活垃圾装起来的话，排队可以围着三环路转一圈。而且北京的人口在不断地增加，流动人口这么大量，生活垃圾的增长非常快。怎么处理这个生活垃圾的问题，显然是个非常挑战性的问题。国外一般是用焚烧的办法，它用高科技焚烧，焚烧之后的体积非常小，而且可以用它来作为电能或者其他能源。但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能量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大部分采取填埋的办法，填埋造成的结果是，你占用的土地特别大，而且你污染环境，污染地下水源。但是呢，如果要是向国外的高科技焚烧靠拢的话，有一个前提是你得进行垃圾分类。但是你让所有老百姓进行垃圾分类，这个事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宣传的问题。如果把这些情况都告诉老百姓，相对来说，对垃圾分类的接受程度恐怕就会更理性一些。包括咱们前些日子公交车票调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这么调整？当时征求意见的时候骂声一片，说你什么都不长，就这么点福利，你又给涨价了。但是他不知道北京财政在这方面的支出，2013年达到了200.1亿元，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方面支出大了，其他的支出就小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可是这个事你怎么去宣传它呢？你如果光说车票涨价，老百姓肯定就不高兴。通过这个事我就想，像车票涨价还算大的事，因为毕竟牵扯到每个人的利益。像垃圾处理这个问题，看似离我们挺远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宣传这些问题。宣传改革、凝聚共识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我们基层去动动脑子，你应该触摸他、关注他的一种利益关注点，也就是说找到他的一种利益有关点，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宣传它，就能跟你形成共鸣。我为什么是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起“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革命胜利了最后又失败了，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最初的时候，那时候那么多先驱者们为人民的事业浴血奋战，不惜牺牲生命，但是当时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说老百姓对先驱者的革命如若“隔岸观火”。我就通过这个事，包括最近发生的事，我就想怎么宣传改革的问题，因为咱们基层最大的优势就是便于做思想工作。包括我们非公企业，出资人他的关注点在哪？我们非公企业的一些职工、党员的关注点也在哪？和我们的改革对接到底在哪？首先我们自己想清楚这些问题，宣传改革才能接地气，才能引起呼应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服务改革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服务改革、凝结共识的问题。

第二点，本单位、本行业的改革怎么去宣传？大家知道，我们经济发展的压力变大，对于非公企业的压力可能更大了。现在经济发展出现了这种情况，可能一方面对我们有有利的，你比如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另一方面，整个经济发展的的态势，对中小企业的压力有所增加的，因为你“块头小”，受到的影响会更大。那怎么来使企业发展，怎么使企业转型、升级。我们老说党的工作一定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企业要从实际出发，有为才能有位。我有这样一个体会，我前些日子到一个酒店，这个酒店资产是国有的，但是请外国人管理的。虽然是国有资产，但是外国人管理的，所以人家经营什么、怎么经营是人家的事，就这个事该怎么对接？当时金融危机之后对这些大饭店压力特别大，这个酒店当时党和工会、共青团就组织职工为酒店发展献计献策，当时管理者特别高兴，因为很多人提出了意见，比如咱们怎么节能的问题，怎么建设绿色客房的问题，比方咱们怎么放低身段，原来只接官方的会议，现在咱们是不是接点什么像婚庆方面的单子，而且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客户。管理者特别受感动，因为管理者也在困惑怎么摆脱困境。所以我就想这个事，我们怎么帮助企业能够适时地调整，向哪些方面去调整，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担负着责任。

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自身如何改革。非公领域是一个新的领域，是不是所有的理念都已经适用了我们这个工作环境，就是我们很多同志都是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的？大家无论从理念上、从方式方法上更多的习惯于过去的一种传统方法、传统理念。我觉得现在应该研究非公领域党的建设的规律问题，自身发展有哪些规律？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哪些问题？我们怎么融入到中心工作当中去？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出资人、党员和职工群众的共同认同？我们怎么组织党的活动？怎么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其实确实难，但是更难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体制内的一种固化的东西，现在跳到非公领域，是很难调整过来的。包括企业融入到属地，融入到社区，帮助社会的公益活动。反过来，社会的公益活动对于他外部小环境的创造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它是互利共赢的。

因此，我觉得，服务改革服务什么？服务改革、凝聚共识，如何推进本单位、本企业、本行业改革的问题，以及我们自身调整党的建设一系列的理念、方式方法的问题，这是关于服务改革。

第二，服务发展。

大家注意到“新常态”这个词，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习近平上河南提了这个词。其实这是国外的经济学家先使用的。后来习近平在民主党派人士座谈的时候再一次讲“新常态”的问题。当时讲“新常态”是针对经济问题讲的，但是现在在社会上已经泛化了，方方面面都讲“新常态”。比如刘云山讲“要使管党治党、从严治党成为‘新常态’。”“新常态”这个词已经行行业业引用。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新常态”最早是源于经济的问题。什么叫新常态？我看了一些文章，有的文章是这样解释新常态的问题的：实际上这个‘新常态’的问题是‘三期叠加’。第一，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第二，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第三，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学者研究认为“三期叠加”意味着我们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改革开放后，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叫做快速发展，但是现在你必须要有一个放缓思想准备。而且特别大家注意到，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讲到，在中国的农业连续11年连增，农民连续11年连增收，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在什么呢？我们现在农业的这种可持续发展遇到了两个大的“天花板”，一个叫生产成本的上升，再一个就是财政补贴的压力。两个“天花板”已经制约我们。还有两个“紧箍咒”，哪两个呢？环境和资源。我国的人均的耕地的占有量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分之一，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了一个新闻发言人讲到，由于水的缺少，长期超量开采地下水，地下水已经造成了一个漏斗区。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这种快速发展，已经遇到了很大的瓶颈，用“新常态”表示就是大家应该要做好这种思想准备，你应该接受这种“新常态”。李克强说，“我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我们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我们保持年均增长7%的速度，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人思想准备及不上欲望的增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渡过这样的时期，怎么做出调整，我觉得我们党组织当然担负着责无旁贷的责任。我刚才讲了酒店的问题，实际上我接触北京市的一个社会组织，他当时采取一个措施，组织了所辖的福建籍在京的商人到北京郊区去考察，去寻找项目，签订了很多的项目，党组织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说这个服务发展的问题确实要面对很多困难。

 第三，服务民生。

2003年“非典”爆发之后，我们对于“服务民生”的概念明确提了出来，而且思想、理论在不断地深化。换句话说，共产党执政这么多年，不是我们不为人民服务，而是我们是否把民生的问题切实地列入党的工作重要议事日程上，好像泛化的多、具体化的少。我们当时缺乏这种的概念，就是也要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非典”这个事对我们刺激特别大。因为老百姓遇到非典对他们而言是突发事件，眼巴巴的希望执政党、政府出手。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没有这种应变的能力，不是我们不想干，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干，我们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虽然我们撤销了几个高官，但是你解决不了“非典”问题。所以大家注意到，民生的概念、社会建设就逐渐提出来。在这样的一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产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满足于人们更多的需求的产物，是政策的一种产物。所以应该说，中央做的工作力度是非常大的，尽其力去做了。但是应该看到我们欠的账太多了，既有欠账的问题，也有发展起来遇到的新的问题。小平同志讲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那么怎么来服务民生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努力，但是另一方面离老百姓的需求的提升是特别远的。所以有一句话“人在饥饿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吃饱饭以后会生出无数烦恼”。大家体会是不是这样的道理，老百姓希望他的需求你都要去满足。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处于这样的调整时机，但是人的欲望并不因为你的调整降低了，网上调侃非常多。所以怎么服务民生问题？其实民生的问题恰恰在我们基层当中反映出来，比如说我们非公企业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我觉得如何服务好民生，至少我们应该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这个我觉得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更是一种社会层面的问题。

第四，服务群众。

其实我觉得服务群众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群众的主体现在多元化。过去群众主体非常单一，50年代叫“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但是现在群众多元化、多样化，所以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群众，比如咱们非公企业出资人的年龄，我记得改革开放那时候都是年龄稍大的，现在很多都是留学回来的“海归”。出资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非公企业职工的队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都是年轻人，他们在这一个方面视野非常开阔。

我们该怎么服务群众？像耐心说服、典型示范这都是传统的做法，但是最近非常强调民主协商，习近平讲“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因为我现在在研究区域化党建问题，区域化党建里讲到街道、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但是领导核心作用不等于身份是领导，在协商的群体当中也是平等的，大家协商怎么推进区域发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当然包括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