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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伟:树立法治思维 提升依法执政能力(2)

所以,毛泽东在当时虽然没有竭力主张法治,但毛泽东用他的理念捍卫了宪法的精神。为什么说毛泽东捍卫了宪法的主旨和精神呢?宪法是确定国家性质,保护人民权利的。毛泽东一直在提用人民专政保卫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什么啊,是人民最大的权益啊,所以那个时代的老百姓,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有当主人的感觉,虽然穷,穷的没忧患,穷的有主人翁的感觉。毛泽东用人民专政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整个施政方略当中,他维护了宪法的主旨,维护了宪法的精神。

那么到了邓小平的时期呢,很多人说邓小平的时期,我们都讲依法治国了。文化大革命为新的一代国家领导人敲响了警钟,邓小平很感慨,说10年文革过去以后,要告诫全党依法治国,任何政党和组织都要在法治范围内活动。所以邓小平强调依法治国,他强调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调了这么16个字。但是,我们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当中,进展还是有限的。

到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有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和部署,强调了宪法精神,强调了法治原则,而且在操作层面给出了很多具体可行的政策。你该怎么去做,才能够立法立好,你该怎么去做,你行政部门才能够执法执好,你该怎么去做,司法部门才能够确保在权限范围内执好法。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有了具体的路径。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背景的第一个要点。

那第二个要点呢,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心为什么会放在依法治国上,我们从四个角度来谈。第一个角度是世情,国际大背景;第二个角度是国情;第三个角度是党情;第四个角度是民情。

第一,从世情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事务、政治事务进入了国际化的、全球化的层面。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觉得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好就行了,后来我们发现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进入到规则当中,所以我们加入了WTO,去主动适应规则。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有的人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国家跟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呢?在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把那些发达国家请过来,给人家很多优惠,我这块地方给你了,你们可以建厂,你生产了产品,我还帮你销售,还给你免税三年。为了吸引外资过来,我们给了人家很多优惠政策,我们自己愿意成为人家的原料生产地,我们愿意成为人家的市场销售地。那个时候,我们请人家来,他们很高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国际形象很好,我们的工作很好做。

随着我们大国地位的提升,我们现在不但不给他们优惠了,而且还要跟外国去竞争了。市场竞争很厉害,国内已经几乎饱和了,这时候我们要走出去了,要把市场开到非洲去,南美洲去,我还要开到欧洲去。现在我们要跟人家抢地盘了,自然人家就不高兴了,因为你跟人家去竞争了。像我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去一家中资企业调研,他们请的是埃方的会计公司,因为埃塞俄比亚的税收太严了,必须严格按他们的税收政策来,不能出一点问题,如果出一点问题,就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在人家的地界里就得按人家的规则来,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尊重国际公约的一个过程,是依法、依规则的一个过程,我们得有这个观念,得有这个意识。

第二,从国情的角度来讲。前几年新出了一个词,叫富二代。为什么会出这个词呢?他体现了我们社会结构调整过程当中的一个怪现象。西方国家有句话说,我不相信哪个人从娘胎里面爬出来就能够与生俱来地享有比别人更加高的荣耀。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富二代”呢?是因为我们社会流动僵化了。有的人从娘胎里面爬出来就与生俱来地享有比别人更高的荣耀,更优越的条件。

我在西北地区调研的时候,在一个很贫穷的县里发现了一个现象,小学初中的教育做得是非常好的,但到了高中阶段呢,突然大家都不上学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就去跟这个县里的领导请教。县里的领导就跟我说,九年义务教育制,我们按国家的政策做的非常到位,但是九年之后,到了高中阶段就没有义务教育了。一个学生,吃要在学校,住要在学校,然后再加上各种学杂费,加在一起,一年小一万块钱。如果家里有两孩子呢,就上不起这个学了,所以孩子们辍学的比例很大。孩子们辍学以后怎么办呢?县领导就开了一个短期班,教孩子们拽拉面。孩子们学了拽拉面之后,就出去打工,在大城市给人拽拉面,往往会拽好多年,还拽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为什么呢?不是孩子们不努力,而是遭遇到了社会流动僵化的社会结构。他们没有人脉优势,没有资源优势,没有资金优势,没有地域优势,也没有知识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要往上流动很难。一个正常的社会流动是应该这样的,上面的人不努力,就会往下走;下面的人很努力,就会往上走。改革开放30年了,如果我们认真去反思的话,我们会发现,经济这台快车走得太快了,社会管理没有完全跟进经济的发展。

怎么样改变这种社会流动的僵化状况?就是依法治国。所有的人统一遵守规则,按规则来,不要按权力来,不要按金钱来。习近平这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找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依法治国。这是国情的一方面原因。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公民意识的觉醒。过去我们总讲,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是什么呢?公民意识的觉醒倒逼政府按法治的方式去推动改革。公民法治意识的觉醒,在倒逼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倒逼政府去遵循法治思维。

第三,从党情角度去看。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不同的人对待改革的态度也不一样。我做一个比喻,把各方力量划分成三股。第一股是客观环境,我们不改不行了,这是所有人的共同认知,中国如果不改革你的GDP怎么维持到7%以上的增速,人民对共产党执政的渴望非常高,期盼非常高,所以我们不改革不行。第二股是什么呢?普通老百姓。我们希望通过深化改革,能够得到更多的惠民政策,和国家同进步共增长。这两股力量都是赞同改革的。第三股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在各个行道里都能够玩得转,他们在各个行道里都能最大限度地占有优质资源,他们不希望改。那怎么办呢?制定统一的规则,咱们按规则来,谁违背规则谁受惩罚,所以在执政党的执政层面我们也面临着依法治国问题,我们也面临着用法律来规范既得利益者利益边界的问题。

责任编辑:潘攀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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