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深远的北京APEC峰会（5）

四、北京APEC会议的三大影响

最后,分析一下这次APEC会议的多层面影响，其中三大层面的影响最值得关注。首先是对中国自身产生的影响，其次是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最后是对世界的影响。

第一个是对中国自身的影响。我想通过2001年上海APEC会议到2014年北京APEC会议，这个过程中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来诠释一下，这次北京APEC会议对中国所产生的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首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经济地位得到了快速全面提升。这有一系列的数据可以证明，我们用各主要国家在全球GDP总量当中所占的比重来比较一下大国的经济实力，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在全球GDP总量当中所占的比重由3.6%提升到12.2%，提升了8.6个百分点。日本所占的比重由14.4%降到6.5%，下降了7.9个百分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在2010年中国取代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在全球GDP当中所占的比重也由31.3%降到了21.8%，降低了9.5个百分点。再进一步分析中美日这三国经济实力对比关系，把三国的GDP总量加在一起，看三国各自所占的比重，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的占比由7.9%提升到了29.7%，上升了21.8个百分点，美国的占比由63.5%降到54.4%，下降了9.1个百分点，日本的占比由29.2%降到15.9%，下降了13.3个百分点。

这样一个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说明了什么？那就是2014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在国际经济格局当中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比2001年中国在上海主办APEC会议的时候，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也为中方办成办好2014年北京APEC会议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伴随着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我们的一些主张更容易在APEC会议中实现。同时，既然我们的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了，也要求我们应该在本地区的区域合作框架内，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做出更大的贡献，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经济实力增强是北京APEC会议影响力提升的客观基础之一，这是2010年上海APEC会议所不具有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和快速增强，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2001年上海主办APEC会议的时候，我们更多地还是强调外交要为国内发展服务，要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来服务国内的发展。简单说，它体现出外交是手段，国内经济是目标。那么，这次APEC会议在继续关注上一个决策逻辑的同时，更有能力来平衡另外一个决策逻辑，就是要通过国内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为营造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实现我们的国际战略提供一些服务和支撑。

同时，我们也通过北京APEC会议更加积极地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的创新。目前，多边经济体制陷入困境，WTO的谈判难以取得明显进展，IMF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的作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全球新一轮经济规则创新基本上是靠区域框架来实现的。美国主导着两个非常重要的框架，一个是跨太平洋的TPP，一个跨大西洋的TTIP，这两个大的框架至少迄今为止，中国都没有参与进去。如果这两个框架进展得非常顺利，中国在新一轮国际规则创新的高潮当中就有可能被边缘化。那么，通过这次APEC会议，尤其是通过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这样一个新的框架，把APEC作为与TPP和TTIP并重的区域框架，成为在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创新当中的三大支柱之一，就可以更多地体现我们的意愿和诉求。

另外，北京APEC会议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进入到一个全面转型的时期。有几个方面的转型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是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的转型。我们在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过程当中，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当中，只能够被动地去适应。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通过这次北京APEC会议，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要继续顺应国际经济规则创新的大潮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塑造和引领全球性的经济规则创新。第二个重要的转型就是从融入到构建，我们要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当中，融合到全球经济格局当中，主动在各个层面、各个格局当中去参与构建。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在转型、在提升，而这种转型和提升通过北京APEC会议得到了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