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良：党的群众路线和基层党组织的动力能力魅力建设（5）

    二、警惕日常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

我们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警惕日常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倾向。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日常”和“倾向”这两个词。群众路线来之不易，当然群众路线也有敌人，主要的四个敌人就是我们说的“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这个“四风”，按照总书记的说法，它的形成主要是“缺钙”，这是它的成因，为什么有人沦为腐败分子甚至变节投敌走到了犯罪的深渊，还是这种理想信念不鉴定，所以总书记说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钙，没有钙不行。

我想从现实这个角度去讲。我们不是说有钙没钙，而是我们对自己怎么判断，比如说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有哪一位同志说你是愿意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你要问我，我肯定不愿意，你不能说我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代言人，没有谁会这么说，因为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不容易，就如同问一个人你是愿意在池水塘里游泳还是愿意在粪水塘里游泳一样，很简单的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我们又时常感觉到这个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好像无处不在，很多地方都有，为什么？这个就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我简单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分成“三化”：

第一个是极端化、非常化。“非常化”其实就是极端化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个很容易辨别出来。比如说某省的副省长被“双规”了，接受组织调查了，那么大家在网上、在报纸上你会看到，有些同志讲，我早知道他搞形式主义，某某当年来视察的时候他就在搞形式主义。当然，他如果不出事，没有在报纸上公布被调查，大家就不说了。有句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但是大家仔细反思一下，我们老说细节决定成败，但真正我们知道是哪些细节在决定成败的时候，往往成败已经发生了。成了，你就觉得关键几招棋在这儿了；败了，你就说败就败在这两招了。极端化很容易辨别，你给一个杠就能明白哪个是哪个不是。

第二个是惯常化。在我们心里的反映就是我知道这种形势可能有点形式主义，也可能有点官僚主义，但是大家都这么做，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这就是惯常的。我举一个普通的例子，比如说嫁女娶亲，2013年的时候，7月16日报纸上登出来一个嫁女的事件，一个镇的党委书记因为嫁女儿接受礼金接受调查，还被免去了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为什么党委书记搞婚宴接受礼金就要被撤职？以前没有，八项规定以后就处理了。有的人会说，其实也没什么，如果他不是党委书记就没事；还有的人说，他如果是退休的党委书记也没事儿。为什么？不是党委书记意味着你没有这个权力，退休的党委书记也没事儿，为什么？退休了，权也没了。你看这件事情跟权力、跟政治关联着。惯常是什么呢？大家都随礼随惯了，这个党委书记他没当党委书记之前他也随不少礼，他的同事结婚，她的亲戚结婚，他的同学结婚，他的远亲结婚，他的上级结婚，他都随礼了，好不容易轮到她女儿结婚了，他随的不少了，到这时候他嫁女儿收礼，也是习惯性的行为，当然也是需要改变的。这就是惯常化，把本身是一个有礼仪仪式比较神圣的东西给变成了一个比较俗气的东西，这个就是惯常化的力量。

第三个就是日常化的，叫做“倾向”。这个日常化跟惯常化不一样，惯常化还有点意识，觉得别人都这么做，我也做了，但是觉得好像还是有点说不过去，日常化就不是，日常化有时候不觉得自己做的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是官僚主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对口号的套用。口号是我们对政治理念、政治价值的一种宣誓，是一个时期内把我们要做的事情以非常简洁的方式进行社会化普及的一种方式。好的口号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打土豪分田地”，比如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非常好的口号。但是口号套用过于泛滥就不行了，比如说“践行”这两个字，践行是在实践上落实，我们说践行党的宗旨，那就是说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上，这叫践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践行科学发展观，都可以。但有的时候就不可以，比如社会主义荣辱观出来了，提出要“践行八荣八耻”，你践行“八荣”就完了，你践行“八耻”干什么？肯定不能那么说。你看“八荣八耻”进校园，“八荣”进校园就行了，“八耻”就别进了！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坐的动车上是有挂钩的，我2012年夏天坐动车的时候，我把我的包，非常轻的一个包挂在挂钩上，乘务员过来不让我往上挂，为什么不让挂包，没有回答，我说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挂包，小姑娘非常可爱，说上级规定不能挂包。上级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呢？我是带着疑问的。紧接着没过多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又带着管弦乐团去德国巡演，四个城市五场演出，这四个城市正好是在德国的东南西北方向，所以要坐他们的火车，德国的高铁也是挺快的。然后我那次带的包比这个包大得多，是一个电脑包，里面装着我的电脑，比这个原来那个小包还要沉还要重，我挂在这儿我看让不让挂，我想区别一下为什么。结果一直没有人搭理我，好不容易等着德国的乘务员过来，我就问，你看我这个包挂这儿可以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满脸的困惑，他说你妨碍谁了吗？我说没有妨碍谁啊！他说你就挂吧，我说是啊，那我就挂吧。所以我跟大家说，是满足乘客的需求还是满足形式的要求，上级规定是要听的，但是上级规定应该根据整个组织职责作出调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挂钩就是要给乘客方便挂这些小东西的，不让挂可能是考虑要整齐划一，评卫生车厢什么的，那你就没必要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规定，如果不去辨别其中的原理，那么在我们成长的土壤当中就有不良的倾向，至少是不好的倾向，这种不好的倾向如果串联多了，它会渐渐发生腐败，这个就像“破窗效应”一样。破窗效应，2014年总书记说过这个理论，刘云山同志也说过这个理论。我简单举个例子，咱们街面上放一辆汽车，长期没人管，你也不知道是谁停在那儿，慢慢你就会发现，有一天它的反光镜没了，如果反光镜没了没有动静，再两天大灯没有了，再过两天玻璃被打破，里面的配制都没有了，这就是破窗效应，如果第一时间没有改过来，没有去纠正，任由破坏，结果会越来越糟。他们做的实验是在工厂里你打碎一块玻璃没人管，接着第二块、第三块马上就要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破窗效应这个例子虽然小，但是其要害是对我们政治生态起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破坏作用。就像我们讲的毛泽东说的对人民负责和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上级要求一定要和群众需求对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