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国际传播体系的中国贡献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雏形已然呼之欲出；在信息传播领域，也出现了新秩序的某些端倪。自2003年和2005年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以来，非西方国家促进全球互联网治理民主化的努力方兴未艾。然而，建立一个平等、公正和民主的全球传播体系依然任重道远。如回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俄罗斯，除了在国际传播中为保护“国家利益”而同西方展开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外，不可能在全球资本主义面临重重危机的当下，为世界提供一种超越这一体系的另类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有理由期望，中国在重构世界传播体系方面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需要澄清的是，任何期望中国传播体系通过拥抱资产阶级“普世价值”，并在体制和机制上靠深化新自由主义改革而与美国“接轨”，从而在信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中崛起，进而成为这一体系中的“中心国家”的企图，都是徒劳和危险的。这是因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信息资本主义秩序是结构性地建立在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和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上的，中国不具备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国家的世界历史条件。

相反，中国有引领世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可能性。这是基于对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反思和批判理论深入发展所得出的一个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社会科学前沿结论。如此，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也必然是“中国故事”的价值基础和力量源泉所在。总之，中国应该义无反顾地继承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深陷危机的当下审时度势，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在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碰撞”中，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万众一心”的民族文化自觉，在国内真正实现人民民主的同时，为构建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世界体系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在信息传播和文化建设领域任重道远，需要从传播技术创新到媒体价值体系重构方面全方位的努力。

第一，在技术创新层面，中国不但要彻底抛弃当年曾经批判过的“洋奴哲学”，而且需要避免科技创新由市场主导、科技人员由物质利益驱使的新自由主义技术政治思路偏颇，以全新的社会主义技术政治思路作为科技创新体制“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传播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取向和体制机制安排标准应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而非跨国资本扩张的需要、寡头垄断的需要，以及满足个人消费主义欲望的需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不但为当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努力找到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另辟蹊径，出奇制胜。

第二，在传播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增进互联互通和相互了解方面，中国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如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实施的电信与媒体基础设施外援项目、区域性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和媒体多方位“走出去”战略。其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一带一路”的设想尤其引人瞩目和富有建设性。同时，中国也可以从改变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的战略高度，关注金砖国家光缆项目，并促进其实施。该项目不仅可提高“金砖五国”维护网络安全的能力，而且可以降低这些国家间信息传播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