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国际传播体系的中国贡献（2）

第三，在全球媒体治理、尤其是网络治理的民主化方面，中国在积极促进现有国际体系框架内民主化改革的同时，也开辟了一系列的双边、多边和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对话和沟通平台。可以说，20世纪的“万隆会议”已变成21世纪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万隆会议”。当然，中国不能全面出击，没有战略重点。一方面，远亲不如近邻，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团结最广大的东南亚和中西亚近邻，必然是中国重构全球传播体系的出发点和重点。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中国必须有全球战略，而“金砖五国”正是这样的一个战略平台。虽然这五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彼此间也有不少隔阂，但众多人类共同的诉求，有可能把“金砖五国”更紧密团结在一起，不但在金融领域，而且在信息传播领域展开实质性的合作。

第四，人才培养层面，可以考虑由教育部和国家信息传播主导部门牵头，在相关高等院校设立全球传播治理和国际信息传播政策专业的人才培养项目，包括与国外院校的高层次和深度双学位合作项目等。虽然中国在培养国际新闻业务人才方面已有一些针对性的措施，但是，中国在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全球信息地缘政治学以及全球传播治理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还是一个盲区。一方面，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教育很少针对信息和传播领域；另一方面，国际新闻传播教育只注重媒体业务，而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和普及仍有待于进一步推进。中国要在国际电信联盟（ITU）、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全球信息传播和文化治理机构中敢于和善于说话，就需要大批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的国际信息传播管理人才。

总之，中国不但要找到技术创新的社会主义方向，还要有在掌握现有国际游戏规则的基础上改变不公平游戏规则的能力。

（本文系2012国家社科基金首批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12&ZD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蒙菲莎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