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5）

四、突出法治思维，做到依法治国

多少年来，大家一谈改革就理解为就是要放开手脚、打破条条框框，解放思想就是敢于突破各种陈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现在特别强调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做到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总书记讲这个话给全世界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总书记说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哪个都不能缺，生动地说明了他们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坚持依法治国对我们各级党政干部来说，首先必须强化法治思维。而最重要的是依法用权的意识。因为领导干部和老百姓的区别就在一个“权”字。对于各级领导干部、领导机关来说，能否正确为官用权是最经常、最现实的考虑。我们必须确保手中的权力不偏向、不变质、不越轨、不出格。而对每个党员干部来说，严以用权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要依法用权、依法行政。这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的一个重点。

因为长期以来，公权力过多地介入了微观经济活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一个突出的特征。有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政府太大，富人太富，穷人太多。其中的政府太大，不是说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太多，更重要的是权力太大。它首先表现在行政审批的过多过滥上。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管制。它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早期，起到了维持正常市场秩序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项职能还过多地在政府手里，就会抑制市场活力，也容易产生腐败等寻租活动。两年来，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包括很多“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事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主动削减自己的权力，但是我们做到了。李克强总理说，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愿望。要言出必行，说到做到。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为什么拉出清单？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对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制度约束，真正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李克强总理曾经专门谈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差别。什么是公权力？就是公共权力。私权利就是老百姓个人的，包括私人企业、私有企业的权利，那是私权利。李克强讲私权利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律没有禁止的，你就可以干。公权力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其实是一个法治政府最基础的原则，但确实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落实。我们很多部门都要把自己的权力无限放大，这个事没有我审批不行，那个事没有我盖章不行，而且很多情况下都想当然地自己给自己授权，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力是哪儿来的。结果有些企业，甚至有些老百姓办个事盖几十个章都办不完。    

有个著名的学者说，我们有的干部动不动就训斥老百姓，谁让你这么干的？谁给你权利的？而没有想到凡是政府没有明文禁止的，人家老百姓就可以干，这是人家天然的权利，并不需要谁授权。公权力是什么权力？公权力是一个社会为了维持正常的运转，每个人都必须让出自己的一部分私权利来维持公共需要，而且要求这种公权力的强制。所以公权力是一种恶，但是这种恶是必须的。没有这种恶，社会就没法治理。但是这种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为什么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因为任何一种公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失去监督，都必然导致滥用，甚至导致腐败。怎么制约？最重要的制约措施就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到授权，也就是做到于法有据。

现在依法行政，政府也必须要有合法授权意识。在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不能学雷锋，份内的事也管，份外的事也管；也不能想起来就管。不要管自己权力以外的事，你只能管你权力以内的事。当然，咱们也不能简单地把依法行政就理解为削弱政府职能，强化市场功能，而要重新界定两者的职能。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监管方面做到位，要建设市场决定下的有为、有效、有力、有责的法治政府，管住管好自己该管的事。

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没有简单地说小政府、大市场，或者小政府、大社会，而是要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包括要理顺政府内部的关系，解决职能交叉、职权不清、相互推诿扯皮的事。现在往往是有利可图的事大家争着管，无利可图、费力不讨好的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相互推诿。其实，维护市场秩序是我们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没有法治，失信行为大量发生，不受惩罚，骗子满天飞，就不可能形成健康有序的市场。现在老百姓每年因为各种非法集资和合同诈骗，损失的钱有多少。尽管我们有些公安部门也一贯地告诫大家，天上掉馅饼的时候地下有陷阱，可我们有些老同志有时候经不住这种诱惑，把棺材本就给他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对这些诈骗活动的打击不力，无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还有很多私人老板带着大量的现金去进货。我们现在有这么发达的金融信用、商业信用，可他们还拿着大量的现金用最原始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法去进货，为什么？都害怕被骗。而在发达国家，用皮箱装着几十万现金去做买卖的只有贩毒集团。现在我们一般企业开公司，都要求解决“三废”处理问题，而且要购置相关设备，否则不可能给它发生产经营许可证，很多企业开公司就把处理“三废”的装置关了，或者白天有人检查开着，晚上没人的时候就把污水直接排进江河湖海了。因为这样可以节约很大一块成本。现在长江、珠江等几大淡水河水质不断恶化，和沿江、沿湖一些工业企业偷偷排污分不开。这样做的有民营企业，有三资企业，也有国有企业，我们负责监测和执法的环保部门哪儿去了？有的可能因为管的企业太多，实在管不过来，是不是也有的得了好处以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能不能够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实际上是对一个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检验。而对领导干部来说，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法治建设的核心是两权：第一，监督制约公共权；第二，保障人民合法权。所以，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法治官，而不是依法治老百姓。是依法治权，是管住公共权力，而不是依法治事。如果我们把依法行政的主要精力花在管老百姓和管具体事上，那我们就本末倒置了。首先要管住官员，管住公共权力。而且我们政府过度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和其他市场主体争夺利益，就会丧失主持公正能力，也会形成干扰司法的权力，在法治上就是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律，而不是行政权了。政府以权代法，群众也会更多地求助权力，而不是法律。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出现利益冲突，包括官民纠纷，人们都是请律师上法院，在中国却是信访和上访的重要原因。而咱们有些领导干部为了维稳，以突破法律界线和牺牲对他人的公正为代价来息事宁人，必然导致新一轮的恶性循环，破坏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

现在中央决定，我们在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落实政策的同时，今后凡是属于涉法涉诉的上访案件，一律不再接待了，一审败诉了，那就上诉二审，二审再败诉了，找检察院申诉，不要找政府了，管不了，也不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