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京津冀大气治理：呼吸新鲜空气究竟有多难（2）

从我国能源储备与使用条件看，“多煤少气”的能源结构很难短期内改变。在徐辉看来，目前我们必须寻找一条既能大规模使用煤炭资源，又能大幅度减少煤炭污染的道路，那就是提高煤炭的清洁化利用水平，这在技术上并不是一个难题。

机动车排放成为京津冀大气污染的一个污染源，主要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城市功能布局。全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建议，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对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大城市，一方面应充分考虑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配置，最大限度减少城市人流、车流和物流在城市间的长距离转移；另一方面应大幅度提高“职住比”，即就业与居住的比例，防止同一功能组团过度扩大化和过度同质化。

谈及京津冀大气污染的“元凶”，全国政协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郭允冲认为，城市建设工程建设粗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建筑建得快、拆得快，朝令夕改，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郭允冲呼吁，城市建设工程要大力实施节能减排，大幅度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可操作性及权威性，尽量避免重复建设。

“防在源头，重在产业。”秦博勇指出，产业结构偏“重”是京津冀大气污染的根本原因，他建议国家大力支持京津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立峰说，做好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还应有效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特大城市病，疏解人口、减少车辆。在环北京特别是张家口、承德地区持久大规模植树造林、建设生态公园等。

协同作战须推进共同立法

解决区域大气污染问题，一地无法独善其身，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于北京、天津、河北属同一气候带，京津冀大气治理协同作战已成共识。去年11月，北京APEC会议期间的“APEC蓝”也让人们看到了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的成效。

目前，京津冀在区域信息共享、重污染天气预警会商和应急联动、机动车排放控制协调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相关专家委员在京津冀实地调研中发现，由于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我们在对大气污染防治提出统一的环境质量目标、制定京津冀三地联防联控统一标准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具体细节问题。徐辉指出，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要进一步加大协同力度，协调机制的建立和作用发挥都非常重要。

调研中，京津冀地区相关负责人反映，要进一步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推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必须加快推进区域共同立法。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很多具体工作很难落实。

当前，新出台的环保法仅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出了原则性规定，委员们建议，在正在修订的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增设专章，对重污染区域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并借鉴国外经验，由国家研究制定《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在推动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的法治进程方面，宇如聪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加快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立法进程，充分体现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原则，并制定京津冀地区配套政策措施；二是加快制定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标准，用标准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三是在制定法规、标准的过程中加强部门间沟通，使法规标准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