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改革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改，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实现大包干，是一块一块地来。但是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抓住一块就能推进了，因为今天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到了攻坚阶段，实际上讲的就是改革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它涉及到大量的深层次问题。现在改革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强，改了这方面马上就会涉及到另一方面。比如说现在的改革，我们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要发挥作用势必意味着政府要放权，而政府放权势必意味着要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意味着机构要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要发展文化产业，就要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就必须是全面的改革。三中全会将改革的总目标定位在“实现国家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实际上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向现代化迈进；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各方面的现代化，改革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就会涉及国家治理的问题。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及管理人员、管理部门、管理水平能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归结到一起，就形成了改革的总体目标。改革的总体目标要求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因为单方面突进改革措施已经不能在总体上提高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了。
伴随着改革的推进，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出来了。那就是要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改革？如今的改革跟改革初期不一样，改革初期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人提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当时的宪法是在文革时期修改的，这么做是违反宪法的。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话可能让大家印象很深刻，他说违反宪法，把宪法修改一下就行了。小平同志的破冰之举告诉我们，可能改革的很多东西跟法本身是不相融的，因为法是过去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就要先改革，然后再修改法。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处在先改革再修改法的状态，那不就乱套了吗？特别是在今天，一边形成法治，一边改革，自己违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么改革要拿什么作保证？按什么规则改革？改革中涉及的很多问题，要按照什么规则来处理？
比如，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果没有法治为民主作保障，是会搞乱的。无论南美也好，非洲也好，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搞民主，搞到现在还没缓过来，搞乱了。所以邓小平早就提出民主必须跟法治统一起来，必须以法治作保障。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一样，比如要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没有法，要靠什么来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这样一来，法治问题就必然会被提出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伊始就谈民主法制，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基本治国方略。但是为什么搞了这么多年的法治，到现在我们的法治并没能如我们所愿真正为改革、为发展起到完全的保证作用呢？为什么现实中“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权大于法、言大于法”等现象屡屡发生呢？不是因为没有法律体系。
在人大会议上，吴邦国曾经宣布说，“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当时理论界还有一些争议，因为邓小平同志当时讲，在下个世纪的前十年，我们一定要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到十年了，人大宣布，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有了这样的法律体系，为什么法律依然不能很好地得到贯彻？为什么在现实中还会出现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情况？从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法治问题，绝不仅仅是有几个法律条文就是法治，或是有几个明确的法规就叫法治。这涉及到以什么条件来保证法的贯彻，保证法在执行中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以及执法的政府机构、官员、干部等的素质问题，法律意识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法能不能得到执行的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可以看出，要推进法治，真正让法治为改革，为保障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四中全会，中央提出要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全面加强法治的目标。这样一来，改革和法治就成了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经用过这样的形容词，叫“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这讲的一是动力，因为改革要为建成小康社会开辟道路，要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障碍；二是法治，为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有了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小康社会的实现。但是随着现实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法治也好，改革也好，都是要人去做的，所以人的状况怎么样直接决定着工作的效率。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能力，党的干部的整体状况，队伍建设状况，党的作风等，都直接关乎前面这些任务的完成。那么如何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条件落到实处？首先，就要从治党入手，也就是要全面治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治国必先治党，强调治党必须从严。那么今天为什么提出要全面治党呢？因为如今在党的自身治理、自身建设中，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党建的各个方面的关联性、关联度越来越强，因此解决党的建设问题也必须坚持全面入手，单纯从某一个方面，是很难解决的。历史上，我们解决党的自身问题是比较单纯的。比如遵义会议是解决党内问题，延安整风也是解决党内问题，确切地说延安整风解决的是党内的思想问题，主要是教条主义。当时解决教条主义的问题比较单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有很多人，他们都是思想认识问题，或者说是思想方式问题。现在有些问题跟那时候不一样，仅仅通过一个方面是很难解决的。比如，反腐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提高道德水平，要有道德底线。其次，整体上讲，要有一个良好的党风作为基础，如果作风出了问题，反腐败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再次，要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边，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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