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2）

吴承明

为“经济救国”理想而奋斗

吴承明先后入北洋、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及哥伦比亚大学诸校，历工学、理学、史学、经济学各科，在民族危亡、社会动荡的艰苦岁月里艰辛求学，为抗战作出了一个经济学人的突出贡献。

1934年9月17日，正是“九一八事变”3周年纪念日前一天，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第十级开学典礼，校长梅贻琦致辞，勉励新生努力学习、埋头苦干、报仇雪耻。吴承明是在场的270名新生之一。校长的慷慨陈词燃起他“经济救国”的理想，促使其从学化学转到学经济，以求振国济世。时任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亲授基础课，萧遽的货币银行学和余肇池的会计学都是必修课。吴承明学习十分刻苦，1935年，年仅18岁的他即在《东方既白》创刊号发表论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阐发农业大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所在。

随着日军侵华凶焰日炽，东北沦陷、平津危机，“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吴承明入学不久便与黄诚、姚依林等人带领同学开展爱国活动，当选第十级级委主席，曾参加世界语学会和蒋南翔等领导的座谈会。1935年春，吴承明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投身抗战。他与姚依林、蒋南翔等人积极宣传救亡，蒋南翔任《清华周刊》总编，吴承明负责总发行。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成立，酝酿发动游行请愿。清华素有民主传统，发动大游行必经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吴承明向大会提议“响应学联号召，举行游行请愿”，惜未通过。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促成大会通过决议，史称“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吴承明提案的清华救国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吴承明是清华救国会和大游行的领导人之一，“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请愿时，他带领清华同学奋勇直前，与反动军警斗智斗勇。此后，他参加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加入该团骨干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被选为清华大队长。学生运动惹恼了当局，清华开除了吴承明、黄诚等4人。

吴承明转学考入北大史学系。他选修了孟森、钱穆等大家的课，并继续追求其“经济救国”的理想，到经济系听课自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战地服务团，坚持为抗战尽力。这年冬天，他在试马时写下“策马登峰极，边城看雪消；含悲辞燕阕，饮恨建康桥”的诗句，记述那段艰辛岁月和抗战决心。1938年冬，他跋山涉水到西南联大复学，得以面聆陈寅恪、姚丛吾、刘文典、赵廼抟等名家教诲。他还加入联大话剧团，参演过曹禺执导、闻一多任舞美的剧目，并到基层演出，宣传抗战。

1940年夏，吴承明毕业后就职于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银行界》主编等职，发表的多篇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如1942年载于《时事新报》的《论当前生产政策》《论大小生产——再论当前生产政策》、1942年载于《金融知识》的《产业资金问题之检讨》、1944年载于《金融知识》的《理想利率》等文章，对于战时的国民经济发展及后来的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抗战仍在继续，有识青年已在为战后的国家重建作准备。1943年冬，吴承明舶行43天越洋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为将“经济救国”理想落实为“实业救国”举措，进商学院主修货币与金融学，兼修工业管理。此时，美国正值罗斯福总统任内，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兴盛。吴承明选修金融市场、工业管理、营销学等多学科课程，在比较中深入学习不同学派的观点，成就了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开放包容的学术风格和思维逻辑。1945年，他的论文《认股权、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与扩充公司之投资理论》被授予贝塔—西格玛—伽马（ΒΣΓ）荣誉学会“金钥匙奖”。1946年，他的学位论文《美国的战时公债与金融政策》顺利通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国内抗战胜利，百废待兴。吴承明当时是西蒙·库兹涅茨的助手，由于急于报效国家，放弃继续攻博，回国工作。此后，他为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研究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成为“学贯中西古今、德泽桃李同仁”的一代名师。

（作者叶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