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体制机制的掣肘是“城市病”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体制机制的概念很广，我觉得有两条值得说一下。第一，财税体制。我国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行政单位为单元来进行经济社会的组织。这个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激发各地政府的积极性，缺陷在于如果没有严格的体制机制做约束的话，就容易形成粗放式、攀比式的追求GDP的盲目发展。这是体制不足的地方。第二，规划。我们的规划往往没有像西方国家的规划那么严肃，它不断被突破、被修改，甚至领导的权力在影响规划的实施。1998年，北京提出首都经济概念，其本质是知识经济，核心是高薪技术产业。北京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高端、高效、高辐射，后来总书记又提出了高精尖经济结构，这些概念对于北京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就会发现，到了区县和乡镇这一级的时候，很难把这些思路真正落实到位，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任务。这么多人涌到北京来，面对城镇化的需求，就要发展医院、学校，怎么办呢？只能有高端就发展高端；没有高端，低端也得发展。不难看出，近十年来，北京新增的外来人口中有三分之二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餐饮业和建筑业这四大领域里面，但是，这四个行业不应该是北京大力发展的行业，最后却发展得很快。类似于动物园、大红门等地区的大规模集贸市场在北京有很多，各个利益主体都是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现在，北京市从事批发零售的从业人员占全市总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13%，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面就有13个人从事批发零售。所以，北京的很多功能不仅仅是为北京服务，而是为了全国，这也使得北京成了一个面向全国服务的商贸城市。
我举一个例子，北京的新发地有农产品、果品的批发，肯定是为北京服务的，结果里面却有一个“三七”——30%供应北京，70%面向东北、华北、西北，成为他们的采购基地。大量的蔬菜从山东运到新发地之后，又通过交易，被采购到内蒙、陕西、河北。可以看出，北京的这种低端功能过多，且已经超过了其本身的需求，这也是造成北京交通拥堵、各方面资源集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所以，华盛顿为什么两百年不得“城市病”？是因为它是单一功能的首都吗？可为什么它两百年都不能从单一功能变成多功能？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两点：第一，规划。华盛顿的规划非常严格，首先不能突破华盛顿的边界。因为外边是州政府的地，中间是国家的地，所以不能往外扩。其次，如果规划的是绿地、草坪，就不能把草坪搞成开发区、住宅、或者写字楼。最后，楼不能盖得很高，最高不能超过国会大厦的94米。所以，华盛顿这个城市是有序的，是按照规划去发展的。第二，华盛顿的财税体制非常特殊。我曾经问过华盛顿政府的官员，我说十年前来华盛顿和十年后再来华盛顿，发现它的变化不大。它并不像我们国家的城市那样，到处都是写字楼、住宅楼和脚手架，整个城市都在建设当中。我就问他们，你们没有发展经济的愿望吗？他们说并没有这样的压力。城市建设需要多少人工费、道路维护费、公园维护费，都会向联邦政府做预算，国会批复以后会交给财政部，财政部有一个司会监督华盛顿对经费的使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用那么拼命地发展以获取财政支持，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病”太普遍了，不仅仅是北京存在，全国600个城市，几乎没有不堵车的。一些地级市都开始堵车，包括北京周边的保定、衡水、廊坊，上班高峰都会堵车。那么，我们就要反思，为什么中国的城市都得同一个“病”？我认为，是因为我们没有确立“可持续城市”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城市要发展，首先，在空间布局上要可持续。城市布局不能“摊大饼”，“摊”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拥堵。要给中心城划定边界，并且在周边建卫星城。比如，这二十年建几个，再过二十年再建几个，这样一来，即使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也依然有发展的空间，整个城市仍然是一个高效率的城市。
第二，交通结构要可持续。不能简单地将公路作为主要交通，而是应该通过大容量、低碳化的轨道交通来实现。
第三，生态环境可持续。如果按照前面的思路来建设的话，我们可以留下足够的生态空间，主城和卫星城之间的几十公里都是生态资源。瑞典首都从郊区的卫星城到市区，中间有十几、二十几公里，却连一座楼都没有，整个城市被环绕在田野、绿树当中。可是我们的绿化只是作为点缀而已，没有很大的生态空间。
第四，经济发展可持续。作为城市，一定要发展经济，发展产业，不能通过出让土地、搞房地产来支撑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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