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弘：解决“城市病” 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赵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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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内容叫“《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解读与思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背景与战略意义。第二部分是《纲要》的核心思想。第三部分是推进实施《纲要》的保障措施。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背景与战略意义

实际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老话题。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从1986年开始，这个话题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同志在京津冀地区率先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议机制，由三个省市的省长、市长参加。这个期间有一个高潮，就是在2004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都市圈三个区域规划。前两个规划已经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复，而且付诸实施。京津冀都市圈规划于2010年8月上报到国务院，但是没有得到批复。而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三个省市都在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签订了很多协议，也有一些大的合作框架。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到北京来视察，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七点要求。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三地发改委配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编制完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5年4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同年8月，京津冀三地下发《纲要》到厅局级，其他地区下发到省部级。中央政策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通过答记者问的形式，把这个《纲要》的主要内容、核心要点向社会做了传达。

京津冀地区是经济重地，也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从全国来看，京津冀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自从2014年2月26日总书记讲话以来，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在三个省市以及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共识。三个省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创新合作、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等领域实施了一大批重点合作项目，应该说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

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可以有效地、有序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京津冀三地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重要机遇，同时，对于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整个《纲要》的意义来看，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有利于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治理“大城市病”，探索一条适合人口经济资源密集地区的优化开发模式。

多年来，北京也在不断地探索首都功能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实际上，北京在全国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走在前列。作为首都，北京曾走过一段比较特殊的路程。特别是解放以后，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在国际上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因此只能向苏联学习。当时，对于国情的认识有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就是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有强大国防，就难以保卫新生的政权。所以，当时的北京应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很多大的工业项目在北京落地。比如朝阳区，作为北京的一个近郊区，从北向南就有四大工业基地。今天的798地区，也就是酒仙桥地区，曾经是我国第一个由苏联和德国援建的电子工业基地，被称为“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中国的“两弹一星”和很多大的国防装备的电子设备、器械都来自于这个地区。再往南一点，朝阳路这一带就是北京的纺织工业基地。再往南到劲松路附近，就是北京最大的机械制造工业基地，有很多大的制造企业，比如内燃机厂等。再往东南方向一点的垡头地区，是北京最大的化工基地。也就是说，一个朝阳区就有四大工业基地。再加上石景山区的钢铁和重工业基地，以及房山区的燕山石化基地，在北京总共有六大工业基地，且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当时，北京的工业产值占当地GDP的比重高达64%，其中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又高达64%，这个比例在全国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辽宁。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过程是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的。比如，北京作为一个首都城市，是否能够发展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当时工业的发展使得北京有大量的原材料、能源、半成品、成品的运输，这就造成整个城市的交通压力上升。还有就是环境污染。虽然当时没有实行PM2.5的监测标准，但是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当时的污染要比现在严重得多，特别是大颗粒的粉尘非常严重。因此，国务院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三次批复北京不要再搞污染扰民的重化工业。应该说，正是首都功能在倒逼北京转型发展。所以，因为北京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才有了后来中关村的大发展、CBD的大发展、金融街的大发展，这都是我们转型取得的成绩。现在，北京的第二产业只占GDP的19%多；第一产业占0.7%，不到1%；第三产业占到了80%。就全国而言，这个比例也是走在前列的。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建国60周年庆典、APEC峰会以及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等活动，保证了国家很多重大活动的顺利进行，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习总书记到北京来考察的时候，既肯定了北京的成绩、优势，又指出北京面临着很多令人揪心的问题，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也包括十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蓝天难见、繁星无影、河水断流、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等。习总书记指出，北京已经患上了相当程度的“城市病”，必须下决心动手治理，不把难题都留给后人。这也体现出习总书记敢于担当、敢于碰硬的作风。

2014年，京津冀地区的GDP占到了全国的10.4%，常住人口有1.1亿，占到了全国的8%。可以说，京津冀地区也是我国人口密度比较大、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特别是北京的人口资源是过度集中的。因此，这次规划实际上就达到了一个高度。我国现在很多地方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探索出一条解决“大城市病”的路子，为全国其它城市作出示范。现在，很多城市都出现了“城市病”，那么他们该怎么解决“城市病”？怎么在一个区域里实现协同发展？所以北京要进行探索，走出一条内涵集约的发展道路，探索一种人口资源密集、优化开发的新模式。这是第一个方面，从侧面体现出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