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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华:牢固树立党纪意识 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高中华 00

高中华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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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规矩、守纪律”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比较关注的一个政治命题。

首先看两位政治家对政治和政治规矩的认识。毛泽东曾经说,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根本特点之一,就是有纪律。政治性的凝聚力就体现在纪律上。再有,严明党的纪律首先就是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更是重中之重。这也是几代政治家反复强调纪律的一个关键因素。

历史上,在国民党阻挠我们党生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是怎样产生的?又怎样夺取的全国政权?也就是共产党要有怎样的政治性和纪律性的问题。

一是政治纪律,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培养忠诚。忠诚的对象就是党、国家和人民。二是组织纪律,就是服从。服从于组织,就叫组织纪律。这两个词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内涵非常丰富。所以接下来我就结合历史和现实,谈一谈我们当年是怎样因为守政治规矩、守组织纪律而赢得了天下、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

今天仍然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不讲规矩、不守纪律的人,这些人不仅使党和国家的形象蒙受损失,而且使党的执政能力受到影响。

下面我要讲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加强党的纪律性的重要意义;第二,党的纪律内容有哪些;第三,党的纪律规定有哪些;第四,如何增强党纪观念、自觉维护党的纪律。

一、加强党的纪律性的重要意义

党章指出,“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秩序和法律是不同的,比如,遵守单位的部门法,可能在规定上、执行上、顺序上和国家的法律有前后差别。建国前,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而建国后就要开始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起来。实践证明,我们党的队伍也是在发展中壮大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时,全党只有53个人,到了1949年,全党人数已接近200万,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达到8700多万,党员总量居于世界第一位。要将这些党员团结起来,还需要在制定政策上做得更好一些。

(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在党的成立的过程中和领导红军的过程中,党的纪律性是如何加强,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培养完善起来的?

1.1921年至1937年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党纲》,初步制定了党的纪律,并突出强调党的保密纪律。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但是到1924年和1925年,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13个人中就相继有人出现了不遵守党的纪律、脱党、退党等情况。到了1927年“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而此时,蒋介石表示只要宣布脱离中共就可以保全性命,并且是只在报纸上登一个脱党声明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开始脱党、退党。这是我们党在成立之初所面临的一个党的纪律的问题。

1922年7月份,二大也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且将“纪律”单独列为第四章,把纪律分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再有就是党费问题。建党初期,对党员的党费收缴有很严格的规定。而到抗战时期,党员是否缴纳党费也成为是否是一个党员的既定标准。

1931年,顾顺章叛变,致使我们党几乎面临灭顶之灾。之后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叛变了,也就是“顾向叛变”。这两个人的叛变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面临灭顶之灾。这就能看出当时的纪律约束性是否到位的问题。

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也是我们党制定的第一份反腐败文件。当时我们是秘密的党组织,怎么还要强调清洗贪污腐化?这是因为当时很多革命家是职业革命家,比如,陈公博是广东的一个著名的记者,后来因为不满意我们党的组织性、严格性离开了中共,跟随汪精卫加入了汪伪政权,成为民族的汉奸和败类。

1921年召开党的一大时,大家连开会都挤在一个小屋里,而陈公博则带着妻子住在上海当时最好的宾馆里。这就导致后来很多人不服从纪律,说纪律约束太不好,包括周佛海去美国留学等。因此在192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为主席。产生这个文件也是由于当时的情况决定的。1928年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当时军官和士兵的差别从衣着上就一清二楚,因为士兵都穿着草鞋和破烂的衣服。为了打破官兵之间的差别,实行官兵平等,这就需要做到既要让官兵的衣服一样,又要实行军内民主。当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加上两条,最后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开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似是简单的几个字,但却是红军历史上比较完整的纪律。比如,当年毛泽东带着军队在山上打游击,有时候晚上要借用老乡的稻草在老乡家里住一夜,而到第二天早上毛泽东都身先士卒地把借来的稻草还给老乡。老乡都说农村稻草多的是,不用还的,而毛泽东却说肯定要还的,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红军在行军途中确实非常困难,有时候向老乡借一些食品,都会和老乡说等红军回来就会还的;如果碰上老乡家里没有人,就会给老乡留一张纸条,写上等到回来时会还给你的。老乡们一开始也不相信我们的红军真的能回来,但是后来红军回来时确实都是加倍偿还了当初借的东西。

1932年2月起,中央苏区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其中有一个案件就是谢步升案,这是在当时的江西瑞金叶坪村发生的一个贪腐案件。谢步升是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被查出了三大罪状:一是贪污打土豪所得的财务;二是偷盖管理科公章;三是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认为:此风不杀,何以了得!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就对谢步升执行了枪决。谢步升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个条例,叫《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其中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这里的500元是当时在苏维埃内部通行纸币,称为苏币)以上者,处以死刑。”在长征途中,条件非常艰苦,经常找不到吃的。当时贺子珍的弟弟奉令到庙里找食物,结果没有找到食物,找到几个铜板,他就拿了回来,但是因为没有及时交公、没有执行军令,就被执行了死刑。贺子珍后来回忆这件事,她说本可以找毛主席求情,但后来并没有这么做。

责任编辑:张一博校对:余永峰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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