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君数，斯辱矣”：从胡惟庸到年羹尧（3）

这类甜言蜜语，出自一个皇帝之口，实在闻所未闻，听起来令人肉麻，浑身上下起一层鸡皮疙瘩。可实际上这正是雍正准备向功臣下手的先兆，是最典型的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年羹尧、隆科多是雍正的铁杆死党固然不假，然而正是因为他们处于最核心的圈子，对雍正的历史与心理太熟悉了、太了解了，这就犯了最大的忌讳；与他们在一起，雍正身上的神圣光环就不复存在，这对于九五之尊的皇帝而言，无疑是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

所以，雍正对年羹尧、隆科多的感激与信任只能是暂时的，在他内心的深处，对这两位最铁的“圈内”人物其实存在着深深的猜忌，双方之间的关系迟早会搞僵闹翻。而雍正心肠之坚硬，手段之毒辣，丝毫不亚于明太祖。只不过雍正比朱元璋更加工于心计，更加善于从长谋划，“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他不愿让自己担负一个“杀功臣”的名头，而愿意让功臣宿将自己上钩，于不经意中自陷死地，然后再从容不迫地收拾他们。

年羹尧、隆科多不是智商偏低的人，可是在雍正皇帝面前，却顿时成了少不更事的小学生，根本看不出雍正的险毒用心，不知道雍正的褒奖言论其实是裹着糖衣的砒霜。他们自恃是雍正身边的大红人，来头大，靠山硬，是“圈子”中的“圈子”，遂放弃了应有的警惕，误以为自己替雍正立下如此大功，放任自己、作威作福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乎，一个个为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如年羹尧在建树大功之后，很快便忘乎所以，恃功骄纵。军中及川陕用人，往往不经奏请，即自行决定，称为“年选”。他以这种方式拉拢一批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随着权力和势力的增强，他更加骄横不法，目无君上，凌辱同僚，甚至令总督、巡抚跪道迎送自己。对雍正派往军中的御前侍卫（其实是雍正派去专门监视他，寻找除掉他口实的特务），年羹尧竟然“作奴隶使令”，为“伊登镫”。这样一来，他恰好中了雍正的圈套，打击收拾他的理由找到了。雍正的花言巧语犹在耳畔，便“图穷匕首见”，对年羹尧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了。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先给年羹尧安上一个“怠玩昏愦”、“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的罪名，将其调任杭州将军。同时讽示群臣继续给年羹尧罗织罪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大负面性，是它曾经造就无数看皇上眼色行事，惯于顺竿子爬的无耻宵小。这等人在任何时代都不缺乏。现在皇上要治“年大人”之罪，墙倒众人推，赶紧落井下石吧，遂有许多臣僚纷纷劾奏揭发年羹尧的“滔天罪行”。这正是雍正所需要的局面。等到各种“罪证”收罗完毕（恐怕至少有一大半是“莫须有”的），雍正便理直气壮地决定让“年大将军”命归黄泉。同年年底，以九十二项大罪，勒令年羹尧自缢以谢天下（比起朱元璋功辄开斩数万人，雍正皇帝“仁慈”多了，也无怪乎会有《雍正王朝》这样的“历史正剧”来替这位暴君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了）！这位可怜的“年大将军”，至此终于为他“事君数”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年羹尧死了，另一位“圈内核心人物”、大功臣隆科多的余日自然也不会太多。这位雍正的娘舅老爷，在雍正登基之初曾一度备受优渥，加官晋爵，风光无限，当上了总理事务大臣，并出任掌握干部任命的吏部尚书，直接把持封官赐爵的大权。可惜的是，同年羹尧的情况相仿佛，隆科多一朝得志，也完全忘记了孔子“事君数，斯辱矣”的箴言，为自己进入权力圈子的最核心而沾沾自喜，滥用职权，不可一世，所任用的官员，经常不经奏请，任意决定，一时间遂有“佟选”之称。

他的所作所为，自然要引起雍正皇帝的极大反感，并拨动了其潜意识深处黜贬功臣、诛戮下属的那根神经：这天下究竟是你当家，还是朕作主，你自以为是朕核心圈子的人，可以肆无忌惮，要知道朕只要乐意，便能够一脚将你踹出圈子，永世不得翻身。雍正在收拾了年羹尧之后，便可以从从容容地对隆科多动手了。从雍正三年起，雍正皇帝开始冷落隆科多，多次严厉指斥他，并解除了他的步军统领这一要职，剥夺了他的兵权。后来，干脆给他安上党附年羹尧、徇庇查嗣庭的“罪名”，削去太保头衔，罢掉吏部尚书的官职。

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又揭发出他所谓的私藏玉牒，“有不臣之心”的罪行。同年十月，以四十条“大罪”，判处隆科多永远圈禁。第二年，隆科多这位拥立雍正的第一号大功臣，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畅春园圈禁的场所，走完了他由功臣到“罪犯”，由“圈内”沦为“圈外”的坎坷人生之路。

雍正时期“圈内人”大功臣年羹尧、隆科多两人的遭遇，充分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皇帝是毫无人性、毫无情义、毫无信用的冷血动物，他们对功臣怀有天然的敌意，为了坐稳龙椅，会全然不顾“圈子”的存在，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恩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功臣宿将也拘泥于“圈子”意识，身处险境而犹不觉悟，自恃功高勋重而肆意妄为，逆拂龙鳞，触犯法禁，乃是促成其迅速失去君主恩宠，被逐出权力核心“圈子”，以致身死族灭。它使得君主诛戮功臣的那一刻更快地来到。

“事君数，斯辱矣”，话虽平淡，但它却是凝聚千百万人人生经历与教训经验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夫子的确具有睿智的头脑，超群的智慧，看透人生的阅历，参悟得失的玄机。他所提倡的“交友”“事君”之道，直至今天仍不无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