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磊:学好党史 资政育人——中共党史研究新进展(4)

韦磊:学好党史 资政育人——中共党史研究新进展(4)

对八大决议被否定有新看法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八大决议轻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对此,学者们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有学者认为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因此,该结论在形成之初就未达成共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八大路线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并不赞成。有学者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而正是这句话,为毛泽东后来所一再反对。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否定八大决议,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原因外,还有两个背景性因素要考虑,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还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二是1956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有“疑问”。

学界研究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其影响

近年来,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新中国的分析和认识,成为党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分析了中情局对中国西藏所进行的情报搜集工作,认为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方收集有关信息,对人民解放军进藏和西藏局势进行评估;西藏叛乱及平叛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动用了各种侦察手段获取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收集的情报为美国政府制定其西藏政策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有学者分析了中情局对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判断与决策,认为中情局的情报评估并不是美国决策的决定性因素。还有学者认为中情局对中国应对越南战争升级基本举措的分析和判断还是比较客观的,总体上把握了中国直接参战的“底线”,为约翰逊政府选择逐步升级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不再被忽略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非常活跃,渐成热点,呈现出新的气象。学者们对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重新审视,逐渐作出了较多肯定的评价。

有学者认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这两年的理论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四人帮”的反动言行进行了驳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探寻了历史前进新的方向、出发点和具体道路。有学者认为这两年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已经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子,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

学者们充分肯定两年徘徊时期的对外开放。有学者认为这两年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

学者们研究了经济特区改革的新使命

在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学者们围绕特区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有学者认为,特区取得的成就是:思想上大解放,经济上大发展,面貌上大变化;有学者指出,经济特区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定位不明、政策不“特”、二元经济明显、体制不“特”。

关于经济特区改革的新使命,有学者认为有:改革特区发展模式;制度与体制创新;实体经济和制度创新的双重辐射和扩散;探索对外开放的新形式;建立自由贸易区,向世界级转型;开辟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新途径。还有学者分析了特区建设的经验:在思想解放中发挥区位优势、在改革创新中求得快速发展、建立人才高地以吸引全国人才来开发特区、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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