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3）

农村新气象和农民创业热：为人力资源理论增添新内容

农民的积极性之所以在土地确权以后高涨不已，是因为这些改革措施符合中国国情，是从长期改革发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哪里有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民落实财产权的记载？只有懂得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家才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

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土地流转大大加速。一些农民在外地务工多年，学会了经营管理，有了技术，积蓄了资金，为了求得进一步发展而回乡创业。他们珍惜自己的承包地，还通过转包、租赁等方式，决心办好家庭农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果树业，并不断扩大规模。还有一些农民有手艺，有专门技巧，或善于经商。他们把自己名下的承包地转租出去，一心一意扑在外出经商上。他们是当前中国的另一类创业者。

与此同时，耕地并没有荒芜。田，总是有人来耕种的。在浙江一些地方，本地有技术、有手艺的人外出经营，外地的农民就来种田了。我的故乡江苏扬州仪征，本地的农民去外地就业，苏北的农民就来种地了。他们在这里种地可以得到较高的收入。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是新型农民。他们不仅种田，而且懂得市场需要什么、怎样满足市场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的流动数量和流动速度是世界罕见的，因此研究农村与城市之间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流动是提升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条件，因为人力资源流动意味着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机会在等待着各种专业人才、技术工人，这也鼓励更多的劳动者去深造、学习，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力资源流动性强，表明人力资源中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如果缺乏流动性，则表明人力资源的潜力可能接近于枯竭。

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孕育出中国特色城镇化理论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城市化开始时杂乱无章、缺乏统筹安排，以致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失业人数也日益增长，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城市病”。等到西方国家的政府发现这一系列问题时已经晚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财力和人力去解决。

中国的城镇化除了遇到同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类似的问题，还有中国特殊的问题，这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比如说，农民工进城后，虽然已工作多年，但农民户籍未变，身份仍是农民，难以融入城镇社会，不能和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因此，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又必须分阶段推进。这确实是个难题，也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一种做法是推行“积分制”。这是根据深圳、上海等城市的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做法。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不少苏南、苏北、浙江、安徽等地的农民工涌入上海的企业工作，他们已成为上海工业企业中的骨干力量，但依旧是农民户籍。为了留住这些人才，上海推出了“积分制”，即把外地来上海工作人员的学历、技术水平、来上海工作年限、是否得过奖等等一律折成“分”，“分”够了就转入上海城市户籍。“积分制”已被国内一些城市所借鉴。

另一种做法是“分区推进”。老城区重在改造，包括工厂迁走，棚户区改造，发展商业和服务业，建成适合人们居住的城区。新城区重在培育经济增长点，成为高新技术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则是农村改建而成的，重在集中居住，使农民有舒适清洁的住宅和环境，公共服务设施齐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做到了这些，村的建制就改为社区建制，于是整片地区转为户籍一元化的新社区。无论老城区改造、新城区建设还是新社区改建，关键都在于以人为本。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是“就地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它孕育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化问题，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城镇化模式和做法，而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和实践出发，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规律，求解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总结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结论，构造起全新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