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喜文：新工业革命需要新产业政策（2）

亟待“新产业的政策”

“新产业政策”应为“新工业革命”进行“新研判”。“工业4.0”时代，有价值信息的挖掘能力、传递能力、对知识生产性的重视将成为企业竞争力要素，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将更加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加紧密，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加重要……这些变化都要求适时、适度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对我国相对薄弱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构成现实性的挑战。

尤其是，随着“工业4.0”“智能制造”“信息物理系统”“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的出现，一些新的行业、新的商业将会涌现。坚持创新驱动，更加需要加强预判性、前瞻性研究，及时出台“新产业的政策”，促进经济体系实现开放式创新、大规模定制和社会化生产。

“新产业政策”应在“新范式转变”中进行“新引领”。当前制造业正面临着新的范式转变。首先是，从“物理”到“信息”。以往，每当提及制造业，恐怕都认为是各种零部件构成硬件产品的核心。但是，随着封装化、数字化的进展，零部件生产加工技术加速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随之而来，零部件本身的利润难以维系。因此，发达国家制造业开始更加注重通过组装零部件进行封装化，将部分功能模块化，将系列功能系统化，来通过服务提升附加价值。也就是，未来制造业不是“卖产品”，而是“卖服务”。

还有，从“群体”到“个体”。在发达国家，以规模化为对象的量产制造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新兴市场国家，以定制化为重点的多种类、小批量制造业渐渐成为主流。未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就像许多专家的共识那样，将在“大规模定制”的潮流下，根据多种多样的个性化需求来生产。按照定制进行生产，将会有效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避免“产能过剩”现象发生。

同时，消费者本身也将有能力将自己的需求付诸生产制造。也就是，“大规模定制”随着以3D打印为代表的数字化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带来的技术革新，对制造业的进入门槛将降至最低，不具备工厂与生产设备的个人也能很容易地参与到制造业之中——这样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然，制造业进入门槛的降低，也意味着一些意想不到的企业或个人将参与到制造业，从而有可能对商业模式造成更大的变化。

还有一些基本性问题，如当前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的必要性、紧迫性、艰巨性以及推动深度融合的方向、重点、路径、方法等，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仍然存在不同认识。对于类似的重大情况变化和基本性问题，它们的意义和影响，都亟待“新产业政策”来引领行业、企业的转型发展。

“新产业政策”应对“新人才培养”进行“新挖掘”。在政策制定上，政府机构应“先知先觉”。但是，许多政策制定者没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工作经历，不懂技术和流程。尤其是，目前是一个跨界的年代，新工业革命融合了机械、自动化、电气等“硬件”，还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软件”。这样一来，未来的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干部既需要有宏观视野，懂产业、懂经济，还需要有微观经验，懂技术，懂生产，甚至还需要有国际视野，精通外语，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把握前沿趋势，推出“新产业政策”，把握新工业革命机遇。也就是，就政府主管机构而言，只有具备这种跨专业、跨领域、跨学科的人才，才能胜任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行业管理工作。但是，这种跨界人才的招募和培养谈何容易？这恐怕也是未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挑战——在跨界时代，没有跨界人才来领军，如何制定“新产业政策”呢？所以，就政府机构领导干部人才储备而言，亟待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方式，要将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积极挖掘招募跨界人才，充实高端跨界人才的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