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丨重典治弊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自古以来，治国安邦必先兴利除弊。先秦思想家管子就说：“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荀子也曾言：“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综观古今中外，其兴盛大都起于治积弊施新政，其衰亡则无不由于积重弊之难返。而在如何根治积弊上，很多治国者都选择了出重拳、行重典，兴国家以昌盛，挽民族于危殆。深入总结、辩证分析这些重典治弊的做法和经验，对我们深刻理解、坚决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典治弊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法宝

一国之弊，必是经久相沿之疾，必是盘根错节之困，必有立场利益之争。要根除这些弊政、弊端和弊病，和风细雨、常规施政一般难以取得实效，只有重典治弊方能彰显治国者从严施政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方能以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有力举措实现治理目标。因而，重典治弊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既适用于开国和动荡时期的全面治理，也适用于承平时期特定领域和问题的专门治理，在治国施政中担当着除弊布新、拨乱反正的特殊作用。

中国古代商鞅变法明刑正典、诸葛亮治蜀整肃纲纪、孝文帝革除鲜卑旧俗、张居正实现“万历中兴”等，都是重典治弊开新局的典型事例。在国外，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应对经济危机大刀阔斧实施“新政”，普京铁腕治理俄罗斯使其由乱而治，都是重典治弊施新政的成功例证。尤其是中国古代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雍乾盛世的开启和形成，更是彰显了执政者重典治乱的关键性作用。

汉初高祖刘邦“拨乱世反之正”，文帝景帝“务在养民”，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逐渐从秦末的破败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但长期“清静无为”的统治也造成诸侯逾制、思想混乱、吏治腐败、豪强横行等诸多弊端。汉武帝继位后奋发有为、锐意变革：排斥“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实行“推恩令”分割诸侯领地；集中监察权，设十三州刺史以整顿吏治；对地方豪强势力以强制强，严厉打击；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等等。这一系列举措有力促进了政治稳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唐初太宗李世民鉴于隋朝速亡的历史教训，实行轻徭薄赋、崇尚节俭、居安思危的施政方针，恪守“治国莫大于治贪”的治国戒律，对王公贵族和势要之家严加控制，对贪赃枉法官吏施以重罚，致高官豪族及奸狡之人都畏惧国法之威。经过“贞观之治”以及高宗、武则天时期80多年的治理，唐初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个新的封建盛世渐趋形成。但是，武周后期特别是武则天死后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唐王朝陷入乱局之中。唐玄宗即位后顺应时势，以过人的魄力和才智重典治乱：穷治武韦余党，防止后宫外戚干政，有效遏制了内乱萌发；坚决裁汰冗官、严格官员铨选，较好整顿了吏治；抑制食封贵族，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发展，等等。这些重大举措使开元政局迅速革故鼎新，经济社会实现全面繁荣稳定，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

清圣祖康熙继位后正值满族统治初定，社会矛盾极其复杂严峻，他重拳治乱治弊，保证社会安定，巩固王朝统治：坚决制止满族王公圈地，铲除鳌拜集团，裁撤三藩，整顿科场舞弊、整肃吏治，平定边疆、统一台湾，等等。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康雍乾盛世的开启。但康熙晚年施政越来越宽简，导致政务松弛、吏治败坏、贪污成风。雍正一改其父的治国方针，严字当头、革新政治，大力清查钱粮亏空，整治朋党，实行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火耗归公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对推动康雍乾盛世进一步走向辉煌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作用。乾隆执政前期，对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等不法行为继续严厉打击，把康雍乾盛世最终推向高潮。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重典治弊治乱深深嵌入治国者的理念和实践之中。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在一国成长过程中，越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宁、国力强盛之时，越是怠政渐行、隐疾暗生、人心怠惰之际，越是容易出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的苗头。这些积弊不除，一个国家就难以持续发展和繁荣，更不可能走向太平盛世、实现长治久安。这正是为什么历史上很多政权未盛先衰、速盛速衰、堪称真正盛世的屈指可数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