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丨重典治弊的历史经验和启示（2）

古今中外重典治弊的主要经验

总结古今中外的重典治弊，大凡取得重大成就、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都有以下一些共同经验。

第一，有英明果决、勇于担当的治国者。

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有一句名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时势造英雄。一个国家越是弊乱丛生、危机四伏，就越呼唤杰出治国者的出现。历史学家用“雄才大略”形容汉武帝，用“帝王楷模”称赞唐太宗，用“文治武功”评价清康熙，就是因为他们对汉、唐、清三大盛世的形成发挥了开创性、奠基性、关键性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作出了非同寻常的历史性贡献。

第二，有符合实际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施政目标。

治国理政是施重典还是行宽政，必须立足实际、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无论是汉武盛世、开元盛世，还是康雍乾盛世，执政者都是为了通过重典治弊把封建盛世持续推向鼎盛。所以，凡重典治弊必须首先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大势和要求，一切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治国理政的目标需要，决定重典治弊的方向、领域、力度和举措。

第三，有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重典治弊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能否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重典治弊因其力度之“重”，与一般的治理手段相比，其作用力更强、触及利益更深、波及范围更广，因而遇到的阻力、反弹、抵制更大。凡是重典治弊取得成功的，无一不是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借民力，从而形成民众自觉参与和支持重典治弊的最强大力量。秦隋二朝貌似强大均二世而亡，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专制暴虐、重典治民，而不是宽以爱民、严以治官，这就是“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的深刻道理。

第四，有旗帜鲜明、贯彻始终的治弊举措。

一个国家的弊政和弊病，大都是“慢性病”，在经年累月中积聚而成，非一夕之功所能治愈。重典治弊必须深入持久、务使根除；否则，半途而废、弊病复发，则来势更猛，恐至于无救。这方面清嘉庆的执政教训尤为深刻。嘉庆亲政后，面对乾隆末年奢靡成势、贪污成风的政局，严厉惩贪治腐、整肃吏治，特别是继位不久就诛杀了巨贪权臣和珅，给朝野带来极大震动，清廷气象为之一新。

但遗憾的是，嘉庆执政25年，由于勇气和魄力不足，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革新整顿，使“嘉庆新政”昙花一现，变成了“嘉庆中衰”：腐败之风进一步蔓延，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清王朝从此步入由盛而衰的不归路。嘉庆十八年（1813年），竟然发生了天理教徒200余人和宫内太监里应外合攻破紫禁城，与官兵厮杀两天一夜的骇人事件（史称“癸酉事变”），给嘉庆带来极大震撼。他在罪己诏中哀叹“变起一时，祸积有日”，指出“因循怠玩”“悠忽为政”是官场大弊。3年后嘉庆为此事件专门写了《因循疲玩论》，开篇便说：“癸酉之变，因循疲玩酿成也。”这是他经过深刻反省后得出的结论。“因循疲玩”四个字，恰如其分地概括出承平既久的通病和痼疾，既是实行重典治弊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也是重典治弊必须坚持不懈的主要原因。

第五，有勠力同心、众志成城的执政团体。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重典治弊是长期、复杂和艰巨的施政行为，弊越深、治越难，惟有信念坚定、目标一致、能力卓越、同心同德的执政团体，才能完成治弊重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汉武帝一继位，就接受了董仲舒“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的建议，不拘一格、招贤任能，大胆选拔了董仲舒、主父偃、桑弘羊、卫青、霍去病、张骞、司马迁、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一大批开拓性人才，形成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人才鼎盛局面。唐太宗更是历代君主用人的典范，其治下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史载李世民为了考察都督、刺史等地方要员能否胜任安抚百姓的重任，就在屏风上写下他们的姓名，坐卧常看，如某人做了好事就记在其名下，以保证用得其人。可以说，没有一支德才兼备、勠力同心、知行合一的执政团队，就不可能有历史上兴利除弊、治国安邦的盛世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