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和军：如何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2）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今日之中国，既是承载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国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之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双重视阈下，理性、辩证地看待中国文化，就需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当前学术界有一种声音，认为我们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转向本土文化，而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本土文化简单地对立起来，“似乎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就是贬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反之，则应把马克思主义请下指导地位的 ‘神坛’，重走历史上尊孔读经以儒治国的老路”。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就逻辑地构成了中国人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化资源，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前提条件。从广泛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过程，只不过我们对此“日用而不知”罢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汇通“是否可能”已经不成问题，重点在于“如何可能”。可以说，当前学术理论界和文化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学理层面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有无共通之处，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诠释、彼此融通的内在契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给出一个简单的历史结论，而是关乎如何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机械地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任意进行解剖、切割、组合和搭配的做法。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旦被外在地置于对象性的规定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马克思所比喻的“袋中的马铃薯” ，仅是机械、牵强的“形似”，而没有精神气质方面的“神似”。正如包心鉴先生所指出的：“当前，学术界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原理去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二是为马克思主义披上民族外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类似的概念，进而用中国人的‘话语’‘概念’‘范畴’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两种倾向都存在简单僵化、牵强附会的问题。”比如，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大同”理想有共通之处，才使得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共鸣，从而消除了文化上的陌生和隔阂。事实上，近代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才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恰恰相反，近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才借助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来变革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因此，这种简单地寻找“相似点”的做法，颇具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致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仍处于“隔空对话”“自言自语”的状态，而没有精神气质上的“神交”。

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各自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原则。而且，从发生学的实证立场出发，我们似乎找不到这两种文化资源在近代以前彼此发生实际影响的“铁证”。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来看，他们在当时关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列强针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而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与自己的学说相近的“兴奋点”。相反，当时的中国在马克思眼中多是以愚昧落后的面目出现的。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作了“落后”和“进步”的划分，颇具有历史进化论的味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如此一来，《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就不难理解了。由此，我们丝毫看不出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思想创建中的贡献，也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许。那种将马克思披上民族外衣的观点不仅牵强，而且有失学术的严肃性了。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构建富有张力的对话，就需要重新回归马克思立足于实践的运思方式，而不是纠结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的个别论断和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既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运思方式带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去，同时也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丰富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来。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完成时代转换的需要，更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