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7）

四、对策建议

在当前和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多变，外部环境严峻。因此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推动建立全球经济宏观协调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第一，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进展顺利，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去产能流于形式上的推动和行政化的推进，以致出现落后产能“死灰复燃”、把先进产能视同过剩产能去掉的现象。去产能，不仅是减总量，更应在调结构上下功夫，通过产业升级保持产业竞争力，在积极开展产能国际合作的同时，也要防止产业空心化。应密切关注产能过剩问题发展的新动态，对过剩产能问题开展深入调查，全面摸清产能过剩的总体情况，从应对新一轮国际冲击和占领产业制高点的角度，完善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发展先进产能、有效产能和优质产能。去产能还要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能只在文件上说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工作上却向计划经济和政府替代回归，应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手段淘汰不适应生产力的落后产能。政府作用则更多体现在通过社会政策兜底来解决失业增加等“市场失灵”问题上。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在体制机制上取得突破。去杠杆的重点是降低企业负债率，通过市场手段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帮助企业并购重组、调整结构和提高竞争力，避免形成债务紧缩的恶性循环。

第二，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迫切需要新旧动能转换中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一是抓紧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解民间投资长期遭遇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二是积极增加有效投资，更好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和投资的乘数效应，培育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激发的消费和投资新动能。三是制定适应e国际贸易发展的外贸管理体制机制。当前我国外贸形态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跨境电子商务正向e国际贸易方向发展，并将成为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应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应以更优品质的产品、更加丰富的新业态、更便利的服务，引领和创造消费需求,支持e国际贸易等领域新消费发展，在消费升级中释放需求潜力。

（二）研究制定适应新形势的一揽子战略，拉长我国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我国与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增强。外部风险会通过各种金融和风险传导机制影响国内经济。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制定适应新形势的一揽子战略，拉长我国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增长的周期。

一要建立宏观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当前除美国外竞争性货币贬值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仍在加码蔓延，美国加息进程可能加快，一些金融风险还在集聚，存在发生突发性金融风险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对内稳步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对外加强货币政策协调。对内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质量，更加有效地把货币政策效益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实体经济服务。对外高度重视和防范输入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在保持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建立由央行为主导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巩固和提高各专业监管部门的微观审慎监管能力，形成两类监管分工合作、协调有效的整体金融监管体系。还要加强和国际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加强沟通和协调，建立宏观货币政策协调机制。

二要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当前，各国货币政策实际已经很宽松，面对全球性的高债务风险和高杠杆风险，应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相应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可由中央银行认购，用于国企注资，降低国企杠杆率，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要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区域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支持的方向，定向、精准支持，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三要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我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近年来我国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使得我国制造业优势正在下降。我国制造业正呈现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等低成本地区转移，高端制造业向欧美国家回流的现象。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主战场。过快、过度的转移不仅会拖累经济增长，还将加大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凋敝风险，加剧资本外流。因此，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以应对新一轮制造业转移的风险，形成以我国东西部和周边国家为重点地区的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供应链的重构和新的产业布局。

实体经济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第一，税负。世界银行刚刚公布的和普华永道共同做的一个研究报告说，中国企业综合税负占全部商业利润的68%，这个税负现在全球190个经济体里边，排在第12位。第二，成本。我们企业现在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去年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3661元人民币，非盟53个国家平均月工资154美元，印度尼西亚是我们周边的一个国家，平均月工资100到150美元。印度平均月工资现在是我们的三分之一。第三，融资困难。第四，新旧实体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旧的实体经济遭受了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挑战。怎么办，要做到“三减”。一是减税，综合税负一定要减下来。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飞出一只最大的黑天鹅，是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特朗普有一个核心政策就是减税，他提出的中产阶级税务减轻和简化法案，这是一项使GDP增速达到4%，产生2500万个新工作的经济计划。他提出要把美国的企业税收从35%减到15%，要把个人所得税从七档减到三档，减到12%、25%、32%。这将造成非常大的虹吸效应，资本、产业、财富会向美国回流，或者向美国集聚，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对实体经济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减税要实实在在的减，要整体设计，减轻总税负。我们应该使实体经济的企业税负负担，成为世界上最轻的国家之一。二是减压。就是我们现在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太多，大的企业没问题，但是中小企业，包括我们的社会保障支出的费用等等太重，我觉得有些带有公共性的支出政府要承担，要给实体经济减压。三是减债。我们企业的债务负担重，对于有些企业债务，如果这个企业的生命周期中还处于上升的趋势，那么有些债务是能够还的，特别是对有市场、有需求、有空间的这些企业，不要把它都变成僵尸企业，有的能不能挂账停息，注入资本，让这些企业活起来？总的来说，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定要采取新的思路、新的举措、新的政策，要总体设计，要实实在在地把支持实体经济振兴的整个政策框架设计好，把支持实体经济的氛围创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