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波：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发展机制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的反映，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变革是文化变迁的深层动因。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自信折射出社会物质生活演变的某种轨迹，因此，探讨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发展机制也需要从社会物质生活的变迁中去把握。

瓦解与重建中的文化自信

近代之前，中国文化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由于其固有的文化魅力和包容性而居于世界文化的高地，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都产生了辐射与同化作用。这样，中国人也就几乎没有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过怀疑,而是有着坚定的自信。不过，过强的优越感也导致中国文化趋于保守，日趋僵化的社会体制使其无法超越自我。在“朝贡体系”下，“天朝帝国”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和文化体系则被视为不开化的“蛮夷”，自信也滑向了自负。及至清代，这种自负更是导致极端的盲目排外、闭关锁国，人们对于迅速兴起的现代性无动于衷，依然力图在以往的思想与秩序框架下予以同化。结果，这种自负在清王朝的覆灭和国家主权的破坏中被瓦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一步步滑入半殖民地境地，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不仅瓦解了“天朝帝国”，也让人对自身的文化产生了怀疑。一批思想先行者看到了器物与制度背后的文化根源，进而对本土文化怀疑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一度流行，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成为国家复兴的思想起点。在历经批判与革命之后，传统文化渐趋边缘化甚至被否定。面对以追求现代性为总体方向的社会发展，传统文化难以适应剧烈变革了的经济社会结构，没有能够顺势提供人们所需要的知识、价值与信仰体系。相反，源于西方的科学、自由等价值观念则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获得了广泛认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融入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西方文化也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转型呈现复杂态势，在推动深层的结构性变革中遭遇重重障碍。在思想文化层面也表现出相应的复杂、多元、矛盾等特征，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认同危机，削弱了人们的文化自信。

因此，构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并非一个简单的主观心理问题，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根本方向和历史过程。从国内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还远未完成；从世界上看，西方文化仍然占据强势地位，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二十一世纪中国将走出近代以来的衰败与彷徨，复兴与崛起已不可阻挡。从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出现代文化与文化自信，这种社会和文化系统变迁的过程，必然是瓦解与重建相互交织的过程，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文化自信自身的生成与发展机制中找到科学根据。

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

文化自信体现出人们对本文化的自觉认识，揭示了人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它表现为人的一种心理和精神状态，即人对自己文化的认知、悦纳与践行。当人从内心深处接纳某一文化所提供的知识、价值与意义体系，自觉地按照这一文化所提供的规范与价值生活，由此达成了对自己所属文化的集体的认同、归属和热爱，一种文化自信便形成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处理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意义世界、文化世界，它基于人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从此意义上说，文化不只是存在于古书中的词语或者文物中的历史遗存，更是存在于当下人们生活中的生命实践。文化的生命力就在当下人们的创造实践中，这种文化也就具有了超越自我的力量。作为人类的作品，文化表现出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人在反观自己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并油然而生以集体无意识而存在的文化自信。

在文化自信的生成过程中，个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机制。文化包含着以文化人的取向。一方面，人创造了文化并形成一种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人又被文化所塑造。每一种文化都通过教育和传播机制向个体渗透，在传承文化价值观的过程中将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自信转化为个体的文化认同，由此构筑了社会共同的文化认同基础。这是一种互相作用的动态过程。如此，人与文化、文化与经济社会生活的互动构成动态的演化过程，在适应与创造中呈现出文化的生命力。

事物是在矛盾中存在的，文化自信的对立面是“文化不自信”，这种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是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逻辑。从历史事实看，人类文化既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同时也随着经济技术的变革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转折时期更表现为剧烈的文化冲突和裂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价值观是基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历史传统而产生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继承性。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冲击了既存的文化观念，当文化观念与新的社会生活发生矛盾时，它就可能成为落后保守的因素。结果，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文化认同发生危机，“文化不自信”也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