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文化传承与国家治理（5）

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社会理想的论述，毛泽东当年就曾经评价张鲁的做法。毛泽东说，汉中有一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30年，人们都很高兴那种制度。这有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先贤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践行，已经在1000多年前实施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名词都是随着“五四运动”之后传播到中国来的概念。“社会”一词，《康熙字典》中没有这个词，中国人所说的“社会”即是家国天下的意思。西方传来的“社会”一词注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将人类发展史分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基本形态。

汉武帝当年在讨伐匈奴的时候缺少军饷，汉武帝下令全国富商捐款，只有一个人给他捐款。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把山、林、海、泽收归于国家来经营。把盐、铁收为国有和官办，这样就解决了国库空虚的问题。由此可见，在汉朝汉武帝时代早就实施了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划分。这比西方的理论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划分早了2000多年。到汉昭帝时期的“盐铁论”的产生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把经营盐铁的权利收为国家经营，不得让私人经营。

董仲舒曾经说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都是要不得的。我们不能使社会上绝无贫富之分，但是不可使富人达到骄的地步，也不该使贫人落到忧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具有可操作的共产主义理想吗？富者和贫者之间的矛盾如何平衡？这就是政府的公共职责属性，谁来操作和践行这个理想？那就是读书人，士阶层。由此可见士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角色，所以才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谚语产生。

范仲淹当年在苏州创立了义庄制度，后来推行于全国，经宋、元、明、清四代而日盛。在义庄的基础上出现了同乡会馆，国学大师钱穆的老家在江苏无锡，钱氏家族在无锡共建了三所义庄，钱穆幼年读书的地方就在义庄学校。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大户家族对于教育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于经济的重视。对财产的分配是重道德、讲道义，这难道不是一种植根于中华民族早期的共产主义理想吗？

包括山东的武训，中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38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被誉为“千古乞丐”。一个乞丐到处行乞，晚年办学校这种精神感动国人。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上有这么一道题目，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300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回答武训是他们最崇拜的人。到清代时，一代名臣曾国藩到北京应试也是寄住在湖广会馆。在古代，贫寒之士都有一个栖身之处，吃饭、住宿都可以免费，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种社会现象是报恩文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个社会文明的标识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国传统社会对经济的观念就是经邦济世、济世救民。此处的“经”是治理国家的重大事件。济就是帮助或者有益的意思。

到近现代的陈嘉庚、李嘉诚、霍英东、邵逸夫等人都多办大学、兴办实业，这是有历史传承和文化背景在支撑这一行为。历史传承一脉相传，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就是政治与经济是相通的，经邦济世、济世救民。

西方的社会理想是以资本为基础，个人主义权利为目的，精神信仰就是金钱万能，精神层面的追求不在社会大众的忧乐和疾苦，而在教堂里面的上帝，资本有逐利性，逐利性就容易引起纠纷。这是中西文化背景的一个重大区别。一个是修齐治平，一个是争权夺利。

以上我们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雏形，为的是更好的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历史的渊源和历史的依据。

中国文字对“君子”的解释是“君者，群也”。意思是人在人群中生活不能光顾自己的利益，要兼顾大众的利益，此等人才能配以“君子”的称号。小人的定位是心胸狭小，眼光狭隘，专为一己之利，不顾及公众利益，此等人称之为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