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文化传承与国家治理（7）

汲取历史教训对于党政干部来说是必要的。多一些历史文化涵养，对于事务的处理自然就会先辨善恶，后言是非，分清公私，再断利害。可是近代以来，由于历史修养和文化修养的短视，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历练，所以处理政务的时候颠倒了，没有善恶之分，没有是非之辨，如果一切向钱看，那么处理公务时就会增添了许多私心，是非不分，善恶不顾，公私不清，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建议今后在国家治理中，在制定政策中，在教育各级干部的培训中，要增强先辨善恶、后言是非，分清公私、再断利害的修养教育，避免部门利益打着改革的旗号与民争利。不少突发事件的起因就是由于少数执法人员由于没有善恶之分，没有大是大非的观念，唯利是图导致的。

所以，贬义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的是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对朝廷百官讲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太史公自序》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朝廷治理怎么乱到这种地步？考察一下这种政治乱象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由于失掉了“忠孝礼义廉耻”这个根本的价值观念，君弑臣、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原因是由来已久的，以此告诫后人做国君的不能不读《春秋》。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只要有大动乱就说明这个时代缺乏人才了。人才破产了，政治就会极度腐败。道理很简单，跑到政治舞台上的人都自私自利，利益集团把持政治，毫无公心、毫无礼义廉耻，政治能不坏吗？政治说到底就是人才的问题。有德之人把持政治，政治就会清明；品德恶劣者把持政治，政治就会龌龊，人民就会受罪。

什么是贤者？邵雍这样解读：“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用群众的语言就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汉朝在遇到大天灾时，丞相往往引咎自杀。由此说明当时的丞相主要负责全部行政职责。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管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监督之术是政治治理的最高明法则。监督分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一种是监督者全国巡视，倾听各阶层的声音。这样既可以对腐败官员和不作为官员起到震慑作用，还可以起到监督作用。

我们讲一下文化背景与国运。在抗日战争时期，黄河连续八年没有结冰。假如黄河结冰就有大麻烦了。日本人的兵马就能南下黄河，日本人一直在等这个机会，但是老天爷护佑中华，抗战八年，黄河就没有结过冰。

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的支撑，此种理论必须是正义的、光明的，此政权才能得以延绵，否则此政权将是一种黑暗的势力，必须消亡。我们的近代史，国民党，包括民国军阀，再往上推清政府，实际上都是一种黑暗的势力。

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现今中国人的信仰出现了问题，原因如下：第一，受西方商业经济金钱至上的观念影响；第二，受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的影响；第三，受极度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影响；第四，受西方所谓的宗教信仰的影响。以上四个方面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中都没有根基。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西方传来的价值观念是冲突的、矛盾的，让人措手不及、防不胜防、不知所措，加重了社会戾气，造成了困惑和冷漠，社会呈现浮躁、狂躁的病症。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梳理一下建国以来的治理方式，需要静下心来从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