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2）

几块钱难倒一时豪杰，却不肯拿家里的一文钱

因为性格倔强，陈独秀一生都没有逃脱艰难困厄。命运好像在故意考验他，他便笑称：“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他的一生一直保持着书生气节和风骨。20世纪初，他到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中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的一间破旧的楼房，一天两顿稀粥，工作极为艰苦，除了撰稿、编辑外，还要做分发、卷封、付邮等琐碎小事。为砥砺自己的意志，他在楼下客厅挂着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他乐此不疲，并引以为傲，以至20年后还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来到上海，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当时，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生活费，他一家的开销，自然是入不敷出。他虽然每天都给党刊写文章，可那是没有稿酬的。于是，他只得来亚东图书馆，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每当他来亚东时，经理汪孟邹先和他闲聊，然后便主动开口说：“拿一点钱吧！”这时，他点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再略坐片刻，便走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多是安徽人，对他的家境十分了解，陈走后，总要私下议论：“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陈独秀的嗣父陈昔凡实为其四叔，人称“昔凡公”，是个画家，为陈家第一个中过举人之人，后做官，为知县，因治河有功升至辽阳知州，因无子，陈独秀五岁时就过继给他。他1913年去世，曾置下庞大的家产。陈独秀完全可以继承，但陈独秀却对其嗤之以鼻，从不愿谈起，更不愿沾嗣父的钱财。

被开除出党，与其强硬甚至偏激的个性不无关系

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携手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于1920年上半年在上海成立中共发起组，陈独秀任书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出席大会，但大会仍然推举他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此后至1927年7月，他曾任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从中共创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七年间风云激荡，革命斗争既激烈又复杂。中共中央所制定和实施的方针政策，各项革命工作的进行，以及对形形色色的新老敌人的斗争，其中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莫不与身为中央领袖的陈独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担任中共早期领袖期间，他与共产国际陆续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等共过事，对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钦差大臣”他没有一个看上眼的，尤其反感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所以，这些人都向共产国际告过他的状，这也为他早早下台，以至被开除出党，埋下了伏笔。

中共一大后，当年9月，陈独秀在广东辞职后与包惠僧乘船回沪，在船舷上陈独秀对包惠僧谈起共产国际：“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包惠僧说：“陈先生，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说道：“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回到上海后，陈独秀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从李达那里得知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的情况。还听说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20余万（元），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陈独秀当即与马林发生冲突，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为何诬赖别人！”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责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了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

关系闹僵，马林也是有责任的。当他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张太雷不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对此事极为不满，认为马林简直是胡作非为，藐视中共中央。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他被劝才与马林在上海见面时，马林就用带有命令的口吻说：“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一听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