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3）

张太雷奔走于马林和陈独秀之间，试图说服陈独秀。一天，张太雷借用马林的话劝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陈独秀不听则罢，一听就发起火来：“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他拒之会外。他被边缘化了，只得与黄文容、汪原放等乘船去上海。一路上，他脸色铁青，嘴角紧闭，很少说话，难得开口。说的也是反反复复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到了上海，黄文容问他：“仲甫同志，鲍罗廷和中央屡屡让你去苏联学习，你为什么拒绝呢？”他回答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啊？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表现得十分消极，整天躲在上海的小屋里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问题。

1929年四五月间，陈独秀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手中见到了一批托派文件。他惊喜地发现，他的许多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似觉找到了精神寄托，渐渐地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以后，身边很快形成了一个意气相投的群体，并在党内加紧进行反对中央的分裂活动。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1.5万字的长信，猛烈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并要求在全党公开讨论，企图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中共中央多次对陈独秀等人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8月28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陈独秀不听，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此时的陈独秀已听不进任何劝告。

正如陈独秀的老朋友汪孟邹所说，他是个“无法无天”的人。他在给中央的信中甚至胆大到要求“公布列宁遗嘱”，而列宁遗嘱最核心的内容是：“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斯大林此时正稳稳当当地坐在国际共运领袖的位置上，可陈独秀根本不顾忌这些。

客观地说，陈独秀独特的个性使他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并不适宜政治家的角色，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岗位。他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

鲁迅是有傲骨的人，他也认为陈独秀非常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同时鲁迅又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陈独秀待人处事的方式。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

被捕后仍坚称自己是共产党人，让辩护人尴尬

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以后，被托派选为总书记，专心做起了托派工作。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九一八”事变后，他调整策略，把斗争的重点转向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网打尽。

陈独秀因有前三次被捕的经历，对被捕早已等闲视之。当他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时，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在被押往南京的京沪列车上，他竟然“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车到南京时还未醒来。

到了南京，何应钦在会客室传讯他，竟要起他的字画。陈独秀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何应钦欣然接受。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要墨宝。一时间，大家都忘了他是囚犯，而他自己似乎也忘了其处境，诗兴大发，一一应允，挥毫题赠，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次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指控他有“危害民国”的“叛国罪”。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纷纷向陈独秀推荐辩护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义务担任他的律师，他最终接受了章士钊。章是陈独秀早年的诤友，两人曾合作办过《国民日日报》和《甲寅》杂志，那时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后来，由于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两人便分道扬镳。这次陈独秀被捕，二人不计前嫌，再次站到了一起。

审判长胡善称等人上庭后，开始审理。

胡善称问：“是否尚有抗辩？”

陈独秀大声说：“有抗辩。”

这时，大厅里一片安静，只听陈独秀说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

旁听席上传出阵阵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