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5）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根据濮德治回忆，陈独秀对当时许多翻译的书颇有意见。有一次，他对濮德治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

他“不迁就任何人”的态度，使其陷入彻底的孤立

性格决定命运。陈独秀的这种脾气，在他的前半生适应了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尽管受尽苦难，却仍然是胜利者；而后半生，他的脾气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与他参与创建、当了五届领导人的那个党也渐行渐远，他再也不是时代的宠儿，这倒应了他自己最后时刻常说的一个“抛”字，他的命运再也没有好过。

1937年8月出狱的当天，蒋介石派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邨去狱中接陈独秀。丁当年从事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叛变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丁默邨接陈独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陈独秀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丁默邨不好勉强，只得让陈独秀住到他的学生傅斯年家去了。

此后，蒋又命他的亲信，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来见陈独秀。朱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防参议会，给你们10万元和5个名额。”并表示可以请陈出任劳动部部长。陈独秀听完后笑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有什么意思。”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很硬，就不好再往下说了。

蒋介石见自己的亲信不行，又要一直很关心陈独秀的老朋友胡适出马。胡适见陈独秀两鬓添了不少白发，明显衰老了，但态度谦和，与以前判若两人。胡适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陈独秀说：“这一把老骨头，真不知还（能） 干什么事呢？”胡适说：“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议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陈独秀摇了摇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陈独秀出狱时，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的态度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欢迎，毛泽东甚至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中共中央就向陈独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 （一） 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二） 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在“三项条件实现后，方能考虑其他关系问题”。但是，陈独秀却始终不肯登报声明自己的态度，还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

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对陈独秀的回归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后，他们仿效莫斯科攻击托洛茨基的办法，攻击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陈独秀误以为是中共中央的声音，气愤不已，准备“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致使关系彻底破裂。王明失势以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请陈独秀到延安去，他都委婉地拒绝了。他对劝他的好友朱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我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上海的托派组织知道陈独秀出狱后，数次邀请他回沪主事，重整旗鼓，却被他严词拒绝。

生活穷困潦倒，却坚守自己的信条

出狱一个月后，国民政府搬迁武汉，陈独秀亦随之住到武昌一老友家中。怎料武昌公安局局长蔡孟坚常来“光顾”，假以嘘寒问暖实则盘查诘问，陈独秀非常厌烦和憎恶，遂迁汉口德润里暂住。

由于战局恶化，国民政府又从武汉迁到重庆，陈独秀又来到“陪都”，寄住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后又改住到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

不断的迁徙、漂泊，使携带着家室、拖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本飞机的频繁空袭，以及特务不断骚扰，更使陈独秀难以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1939年5月，陈独秀抵达四川江津。此时的他不仅身心疲惫，而且贫病交迫。还是在南京蹲大狱时，他就静下心，作音韵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他的这方面专长，在知识圈内人人皆知。所以，国立编译馆即时约请他编著文字学专著，并预支5000元稿费，这成了他重要的经济支撑。不久，高血压引起的脑疼痛，使他不能握笔写作，以文赚酬的谋生手段，受到严重影响，只好靠亲友的接济。一向孤傲、清高的他，此时的心情是感动而复杂的，也是极不情愿的。再贫困，他也要坚守原则：“素无知交者”的钱不收，共产党叛徒的钱不收，政治立场不合者的钱不收，国民党著名官僚的钱不收，“无功不受禄”。

一位叫“晋先生”的人，与陈独秀素无交往，却先后资助陈2200元。1942年4月5日，陈独秀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