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4）

陈独秀最后说：“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法庭宣判无罪。”

陈独秀抗辩后，章士钊起身为陈独秀辩护：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对好朋友”，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陈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他极力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真可谓煞费苦心。

可陈独秀对章士钊的辩护毫不领情，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辩护不是他的光荣，而是他的耻辱。他一贯认为托派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托派是为了“拯救共产党免于堕落”。他不愿自己被人看成是国民党一条道上的人。因此，在章士钊辩护后，他立即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这使章士钊连连苦笑，一时尴尬难言。

这个“本人文件”就是陈独秀自己写的《辩诉状》。在文中，陈独秀称“国民党才是‘危害民国者’”，国民党政府是“误国政府”，这样的政府不如早日下台。同时，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已经偏离了共产党，背弃了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说到底，自己是个党内反对派，即他的诗中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满怀信心地前去劝降，可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谈话中，徐恩曾惊异地发现，陈独秀“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国民党终以所谓叛国罪判处他13年徒刑。陈独秀不服判决，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6月30日，国民党最高法院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事后对陈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博学多艺，会为一字争得面红耳赤

陈独秀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之初，对被捕、审讯、判决坚决不服，进行抗争，心烦意乱，只读点书，无心写作。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准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朋友们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豪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并“制造中国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

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在狱中，他每月要花费100元，除药费26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32000册，版税很快花光。他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但他仍很穷困。有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许多老朋友也不断给他送书。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由于1937年提前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在狱中，很多人慕他名气大，字写得好，纷纷向他求字，他写了不少。平时他潜心研究文字学。当时，江苏南通有位程老先生，是位酷爱训诂、音韵学的文字学家。1937年初，他在《东方杂志》上看到陈独秀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３月又在该刊上看到连载的《实庵字说》，于是不辞劳苦，亲赴南京监狱，探望这位“知音”。陈独秀也非常高兴。一回生，二回熟，谈了几次，两人所见略同。于是互相交换著作、文稿，然后，两人推心置腹，侃侃而谈。

起初，双方都心平气和，各抒己见。突然，两人为了一个“父”字的解释，激烈争论起来，闹得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几乎动武。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人家行事。”而那位程老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

陈独秀说他不通，程老先生也说他浅薄，两人谁也不服谁。同狱室的濮德治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该心平气和，不应发火。”又随口诌出几句打油诗：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程老先生听了这首打油诗，笑了；陈独秀则嬉骂道：“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你的脑壳。”濮德治笑着说：“我岂止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