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4）

对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说的反思

接着，让我们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理性人”假说进行如下的反思。

从18世纪70年代起，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也就是“理性人”，都追求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他们认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暗中引导人们各得其所，结果使每一个交易者在市场秩序的安排下，既能增加个人利益，又能增加公共利益。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斯密教条”。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不少人始终维护“理性人假设”，认为这样就能使经济繁荣、社会稳定。

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但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把冲突当作例外，是短期现象，因为交易者谁都不希望市场秩序被破坏，否则谁都没有好处。这样的想法被认为是“理性人”遵守的原则，没有人愿意违背它。

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市场不断扩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多，企业和劳工之间的冲突也会越来越频繁，市场的不和谐出现了，而且经济的忽冷忽热成为惯例，从而，“理性人”假说失灵了。这种情况导致了市场的失灵，使交易者陷入困惑之中。

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不少交易者转而倾向于“次优选择”。“次优选择”是指：既然最优是不现实的，不如退而求其次，交易者们相继不再继续坚持“最低成本”“最大利润”的理念，而倾向于“次优选择”。“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让位于“社会人”或“现实人”的假设，“次优选择”成为一种自保措施。

在消费领域内，信息越来越多，谁能掌握如此数量的信息？时间不允许，财力也不允许，从而对“较小遗憾”的追求替代了对“最大满足”的追求。

在投资领域内更是如此。投资领域内，谁能掌握那么多信息？谁能在搜集到全部信息后再作出决策？不确定性太多了。投资者不应当停留在“理性人”的框架内，而必然会倾向于成为一个“现实人”。这就是：在同市场竞争对手较量时，要留有余地，不要搞得太紧张。“理性人”的观念可能起源于18—19世纪，至多可以延长到20世纪前半期。“现实人”的观念从20世纪后半期起就已渐渐处于上风，21世纪肯定是“现实人”的世界而不是“理性人”的世界。

由此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在消费领域内还是在投资领域内，“理性人”让位于“现实人”是必然的，而且这越来越被事实所证明。

那么，“现实人”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是“理性人”所坚持的“独赢”，而是同“次优选择”并存的“众赢”“共赢”。

具体地说，“现实人”的信条就是和解：与其同对手硬拼到底，不如各自后退一步。硬拼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是“双输”。而和解的结果，是合作，是双赢。和解的结果可能是多样化的：既可能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非零和博弈，一切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大形势而异。换言之，和解是斗争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由“现实人”（而不是古典学派所推崇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坚持的和解，主要有以下四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在发生市场纠纷或矛盾时，强势的一方给弱势的一方保留一个生存、生产经营、活动的领域，彼此相互信任，共同遵守谈判的成果。

第二种做法：强势一方把弱势一方作为合作伙伴，帮助后者改进技术和融资，帮助后者培训技工和管理人员，以便生产新产品。这样，弱势一方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视强势一方为合伙者，它们之间的市场纠纷也就消失了。

第三种做法：强势一方扩展为一个集团公司，帮助弱势一方成为集团公司的成员。这样，弱势一方不仅能生存下来，继续发展，如果再出现纠纷，还可以在集团公司内部协商解决。

第四种做法：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么可以通过协商，订立协定，划清业务边界，彼此和平共处，互不违约，直到形势变化。

综上所述，双赢的核心是双方作为“现实人”，都接受和解，双方都能满意，从而都有前景。

这表明，市场竞争中的纠纷和矛盾，是可以化解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越来越让步于“社会人”或“现实人”，这就是市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