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掣鲸碧海”的大作为大志向（2）

毛泽东读史，以叛逆的姿态，从书海中寻找真理更挑出谎言。他不大喜欢无用儒术，更不喜欢天子神话，他宁愿得机会就表彰共工、盗跖、秦始皇、刘邦、曹操、马周、黄巢等来自基层的进取有为人物。他渐渐得心应手地以革命理论与书本知识联系中国实际，以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睿智思考实际问题，不断消化，不断发挥，不断调整，不断创新发展，终于成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革命家、思想家。

毛泽东生涯八十有三，他一生做了革命家不得不做的所有事情：反对军阀、办报启智、建党建军、工农调查、行军打仗、戎机运筹、行文走笔、整顿党风、统战抗日、国共决战、建设新中国……在各种事务之外，他挤出了大量时间阅读、阅读、再阅读，尽其所能，阅读思考，求知袪魅。面对这位以有涯之生游无涯书海的伟人，我们应该为任何不读书的理由而汗颜！

二、天马行空 独立鳌头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军事家、诗词家、书法家，我还愿意加上“读书家”。能与他的执着于革命相比拟的是他的执着于读书。早在延安，毛泽东就说过，“如果我还能活十年，我一定读书九年零359天”（按：中国老历法一年是360天）。根据《精讲》，毛泽东最后读书是在1976年9月8日5时50 分，他读了约30分钟《容斋随笔》，此时距他次日凌晨0时10分去世只有六个小时。读书是他事业的需要，也是他生命的需要。“我读故我在”，他的读书是一种生命体征，是他的存在感的验证，更是他的思想、精神、灵魂活跃于天地间的征兆，或可称为“魂征”。

毛泽东深感中国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需要读书，更需要在实践中用出门道。正如陈晋为《精讲》所作序言《学用之道———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中的精彩表述，他要“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将认识转化为智慧”。世上善读书苦读书的学者多了去了，有几个人能像毛泽东读出那么多风景？有几个人能像毛泽东读出人民的痛苦，读出革命的路径选择从而大获全胜？世界上革命家政治家兼读一点书的人也多了去了，有几个能像毛泽东那样，读得说得干得都如火如荼，惊雷闪电！

毛泽东不是书呆子，他最瞧不起本本主义，他说过“教条主义不如狗屎”，“读书比杀猪容易”。毛泽东把“本本”读活了，他自己的说法是，当书的“联系员”与“评论员”。他读一本书，往往兼及一类书对照读，他的读书评论，妙语连珠，不但有的放矢而且独辟蹊径。毛泽东谈书论理，从来都保持着自己的主体性、挥洒性、批判性。他有所专注、有所赞赏、有所选择、有所借题发挥、有所高谈阔论，也有所拒绝、有所蔑视、有所嬉笑怒骂。

比如毛泽东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指出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罪过”，同时独步地指出登徒子与丑妻恩爱有加正是实行“婚姻法”的模范。毛泽东的分析不落俗套，又确实为登徒子戴了多年的“好色”帽子说了公道话，给了宋玉此赋巧言令色、抹黑他人的批评。在他的建议下，《登徒子好色赋》作为文件之一印发给1958年1月南宁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领导干部。联系历史背景，毛泽东要表达的，就是他说的，“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来反”，他觉得需要为正在发展的实践寻求文化依据。

出入于书海，毛泽东能够自如地登高壮观天地间，挥洒肯綮与豪迈的才思，发挥他的大志大智。他有时是天马行空，有时是别具一格，有时是彻底推翻，有时是举一反三，有时是一通百通，有时是欣赏愉悦，有时是怒火义愤。他有所主张，有所热爱，有所痛恨，有所希冀。他在读书中激励意志，激荡思想，激动情感，激发灵感。

三、紧扣实践读出真见识

《精讲》告诉我们，毛泽东博览群书不是“翡翠兰苕上”的文人自赏，而是有“掣鲸碧海”的大作为大志向。他看重的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把学用之道发挥得出神入化。

毛泽东认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毛泽东欣赏的历史人物，一是懂得历史规律能干成大事的人，二是从底层发展起来的朝气蓬勃的能人，三是忠厚仁义、大度谦逊、不计功名的贤人。

读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郦生陆贾列传》等，毛泽东认为，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兵力远胜于刘邦，却屡失机会而败，“不是偶然的”，项羽最致命的缺点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而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他的结论是，“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告诫说，我们的同志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认为项羽有“沽名”的弱点，为免负“不义”之名，犹豫不决，但也赞赏项羽的羞耻之心，他在1948年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说：“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

纵览中国历代开国统治者的业绩，毛泽东得出“老粗出人物”的感慨。当然他也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不行。他分析楚汉战争：“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使人联想起毛泽东在谈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时说：“他们不知道人活着要吃饭，打仗会死人。”

读《南史》，毛泽东为梁武帝手下的将领陈庆之而“神往”。陈庆之出身寒门，以少胜多、战功赫赫；仁爱百姓，克勤克俭；忠正刚直，在不被信任的情况下秉忠进谏，在有人对他有拥立之意时断然拒绝。毛泽东视陈为楷模，还称赞梁武帝名将韦睿是“劳谦君子”，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旧唐书·刘幽求传》，对于刘幽求不择手段谋求官位，打击异己，削贬后“愤恚而卒”的记载，毛泽东指出他心胸狭窄，“能伸而不能屈”。读《资治通鉴·汉纪》，蜀汉谋臣法正有利用权力泄私愤之劣迹，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汇报，诸葛亮则以当时大环境不利于蜀国，而法正正辅佐刘备一图霸业，不能因为小事就限制他。毛泽东同意诸葛亮的看法，批道：“观人观大节，略小故。”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正如《精讲》所说：“毛泽东读史真是读到了骨头里，历史的精髓尽取。”

毛泽东延安时期提出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主张，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追求与要领。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他读马恩列斯，更重视列宁与斯大林，因为后二人有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读苏联哲学著作，但是从一开始就认为那些著作对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讲得不明白不到位。直到斯大林的错误揭露出来，他重视从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哲学观点、辩证法掌握得不到家，直至陷入误区等方面找原因。他在思想方法上一直注意克服片面性，克服形而上学；在治党治国上一直警惕脱离人民、腐化堕落，使共产党变质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谈文学，喜欢描写反叛斗争、抑强扶弱，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一边的作品；读《水浒传》，他说“没有法子，才上梁山。”他喜欢那些百折不挠、豪气冲天的文人诸如屈原、李白等。毛泽东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精讲》辑录的关于鲁迅作品的笔记和讲话有九篇之多。毛泽东认为“鲁迅懂得中国”，他极其赞同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的观点，他号召全党学习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很高。他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中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读《红楼梦》，是“当作历史来读的”，读出了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封建与反封建、四大家族盛衰兴亡。但切不可以为毛泽东只会从政治历史方面品味文学作品，他对《红楼梦》无以复加的高看，还因为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他对许多文史篇目的批注，都反映了他的文学造诣和审美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