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变与“特朗普冲击”（2）

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让很多美国人突然很具象化地看到了中国的崛起。美国学界著名教授兰普顿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强大中国范式”。他认为，美国过去几百年来看待中国都是“虚弱中国范式”，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弱国，一方面，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好；另一方面，即使美国觉得中国有一些做法跟他的期待不一致，也会觉得中国是一个相对的弱国，无需特别担心。但是从2008年之后，美国看中国开始戴上了“强大中国范式”的有色眼镜，这是从未发生过的。表面上看，美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强国，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当美国看到中国的政策跟他所期待的不一致的时候，就会恐慌，可能就越来越不能容忍这种不一致。

在美国官方和战略界的共同影响下，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战略就发生了一定的调整，即“接触+防范”，美国官方的说法叫“两面下注”，在布什政府任内美国一方面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美关系的广度与深度都在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美日关系和美印关系，作为对冲的准备，假如中国以后成为美国的对手，可以用日本和印度来制衡中国，甚至遏制中国。

（三）奥巴马政府的“接触+规制”战略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执政时，美国正处于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中，同时深陷两场战争的泥潭之中，而中国由于应对措施有力，在全球危机背景下维持超高速增长，中美“体系内两强”定位到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已比较清晰。显然，奥巴马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了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因此奥巴马政府将对华战略进行了调整，我归纳为“接触+规制”。

在奥巴马任内的八年当中，中美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次数与深度远超过往，两国政府间以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为代表的对话机制深入发展，两国经贸人文交流日益深入，两军交流突破了过去缺乏持续性的困境建立了初步的危机管控机制和相互信任措施。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任期内，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共同引领了这一进程，促成巴黎气候峰会成功举办。此外，两国在朝核、伊朗核问题上有效合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方面，美国支持了中国获取更大国际空间的努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在很多全球事务上，真正实现了双头引领的作用。总之，奥巴马政府任内，中美两国合作范围之广、对世界的影响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在中美关系合作面大幅扩展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中的消极面也明显增大，在整体关系中的比例有明显上升。这就是“规制”，我称之为“战略紧身衣”，所有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法其实都是紧身衣，任何一个国家穿上了，都会受到限制和影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美国完全不受国际法的制约，其实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到国际法的限制，或多或少、或大或小。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目前这套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法是以西方为主的发达国家牵头打造的，他们穿得会比较舒服自在一点，中国穿上就不一定合身，因为没有参与整个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当中国还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时，可能还觉得这件衣服不太紧，等到中国崛起了，块头变大了，这件紧身衣可能就越来越紧了，而且你会发现，这件紧身衣因为不是自己做的，所以受到的束缚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点。

所以，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就是让你一定要穿上这件紧身衣，而且不能撑破，这就是“规制”。一是从地区视角处理中美关系。奥巴马政府几乎没有提出单独的对华战略论述，而是将对华战略置于以“再平衡”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战略之内。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10月非常清楚地指出，“我们将继续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嵌入到由安全盟友、经济网络和社会联结所组成的更宽广的地区框架之中”。美国更多地使用“盟友牌”“伙伴牌”，不仅强化了日美同盟，推动其亚太盟友体系走向网络化，而且与越南、缅甸等国家关系都有重大突破；力推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且多次从中美国际经济领导力竞争的视角解读这一协定，宣称不能让中国制定游戏规则。除此之外，美国还打意识形态牌，经常用意识形态、用人权来指责中国。二是强调国际制度，更加重视动员多边力量来限制中国的行为。美国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将持续接触中国，“这种接触将加强基于权利与责任的国际秩序。‘交通规则’必须被遵守。这些国家如果打破规则，将会产生代价”。奥巴马政府更多地使用“规则牌”，支持菲律宾到国际仲裁庭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向中国施压，以捍卫“航行自由”为借口大肆炒作南海问题；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反复要求遵守网络空间的“交通规则”。三是高度重视全球议程合作。奥巴马政府期间，中美两国在合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头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是两国关系中“正能量”的主要来源。

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战略界至少有两次比较大的对华战略讨论或辩论。第一次讨论大致从2008年到2010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兴起所谓“中国强硬论”的讨论。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批评中国在处理美国对台售武等问题上态度极为强硬。这场辩论也涉及中国的国内政治与经济政策走向。一些美国学者攻击其在经济政策上偏向本土企业，对外开放“停滞”等。更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呼应孟捷慕2007年提出的观点，“与那些主张更紧密地接触中国的西方人所期待的不同，中国不会变得更加自由化。”

第二次讨论发生在2015年。这次讨论参与的人数之多、对美国近几十年对华战略的质疑程度之深，都是多年未见的。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这场辩论的激烈程度“肯定是1989年以来所仅见，可能也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严肃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所仅见。辩论的某些部分甚至让人想起（二战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与上一场辩论主要聚焦于中国外交是否“变得强硬”不同，这场辩论在更大、更深的程度上以中国国内的发展为背景。

十八大后，中国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立法议程成为美国战略界辩论的主要议题。同时，围绕中国外交、中美网络安全争议、南海问题、中国是否要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构建平行体系等问题展开。一些声音宣称中国“现在是且在未来几十年中都将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批评美国过去“过多地关心接触、融入和援助”，应实质性修改对华战略，“需要一个新的大战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国国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它上升”。这种极端的论调意味着美国部分人对中国的看法从“无法阻止中国崛起、只能塑造中国方向”的“接触”转到“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也无法塑造中国方向”的焦虑，再变为要“想办法制衡甚至阻止中国崛起”的急切。这部分人在美国战略界虽然不是主流但其动向值得注意，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身边某些谋士的观点也有影响。即便是主张实行稳健对华战略的学者，其论述也充满了对中美关系的忧虑。如学者兰普顿在这场辩论中提出的中美关系正在接近“临界点”的说法，引起了中美两国学界广泛的关注。杰弗里·贝德在批评了美国战略界“顺应”和“遏制”中国崛起的声音之后提出美国应该奉行“在全球层面合作、在地区层面坚定”的战略。其中“在地区层面坚定”也强调了中美关系的消极面。总体来看，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焦虑程度、对华观点的消极程度都是冷战结束以来所未有的。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而且将构成特朗普政府制定对华战略时的外部环境。

简单地说，从1972年到2017年这45年，中美关系有几条最基本的规律总结。

第一，中美关系的积极面在不断扩大。过去45年中，中美关系是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发展。在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解冻”的时候，中美接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部因素，就是苏联的因素，中国和美国是因为防范共同的对手才走向合作，其实那个时候中美内部的因素，比如人员往来、经贸往来都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9.11事件之后，大家也曾经为了反恐走到一起，现在中美之间的外部因素在逐渐消逝，但是内部的联系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5000多亿美元，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对华投资和中国对美投资的数量都非常大，过去更多的是美国单方面对华投资，现在中国对美投资的增长速度更快。中美两国的人员往来也越来越多。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国留学生来源国，人数远远超过了第二名印度，美国在中国也有两万多留学生，跟中国在美留学生相比，数量小很多，但是美国依然是中国的第二大外国留学生来源国，仅次于韩国。中国和美国在一系列地区问题、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是非常多的，比如气候变化问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可以说，世界上所有重大问题，都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合作。

 第二，对华战略中消极面明显上升。从“接触”到“接触+防范”，再到“接触+规制”，美国对华战略的消极因素在不断上升，甚至到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引用兰普顿教授著名的“临界点”概念，他指出中美关系即将到达一个“临界点”，如果过了这个点，中美关系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但是并没有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个人认为，如果任由中美关系的消极面发展下去的话，中美两国的关系就会从以合作为主、以竞争为辅的关系，变成了以竞争甚至对抗为主、以合作为辅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美俄关系。目前来说，中美两国的积极面还是大于消极面的，尽管消极面在上升，但还没有成为主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