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理论新视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主题（2）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必须切实维护宪法权威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合宪性审查”写入，明确提出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合宪性审查将为宪法实施和监督提供重要的制度性保障，这意味着宪法实施和监督将进入以合宪性审查为重要抓手的新时代，合宪性审查将有望激活宪法文本的威力，让宪法真正长出牙齿、彰显权威，对于维护宪法权威、全面依法治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如今，“合宪性审查”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对于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

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大举措。 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一规定为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提供了权威的宪法依据，也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必然要求。合宪性审查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的正本清源，破解积弊已久的违法立法、部门立法、红头文件乱法问题，充分发挥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定海神针功能。“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让宪法长出“钢牙利齿”，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就有必要在全国人大增设宪法委员会之类的专门机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权威的宪法委员会，作为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构，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纠正违宪行为、解释宪法规范、完善宪法监督制度。通过设立宪法委员会，进一步明确合宪性审查的审查标准、工作流程、纠正措施，配备完善的机构、人力，真正让维护宪法权威落到实处。

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而不能束之高阁。期待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开启一个宪法实施和监督的新时代，期待合宪性审查让宪法真正长出“钢牙利齿”，彰显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至高权威。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之科学立法

就立法而言，立法工作的重心就是要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实现良法善治。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提高立法质量是打造良法的必由之路。简而言之，立得住、行得通、切实管用的法律就是高质量的法律，就是优法、良法。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民意，扩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切实做好立改废释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17年6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0件，修改法律101件次，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决定36件，作出法律解释9件；国务院制定修订行政法规43部，以“一揽子”方式修订行政法规125部。近年来，立法机关不断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保证立法公平，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推动地方因地制宜运用立法手段解决本地特殊问题；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有60次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使立法更好反映人民意愿，为提高立法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科学立法，要求继续大力倡导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进一步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更多地采取立法听证会、专家论证会、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让人民的法律更多更好地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

科学立法，要求我们将立法视为一门科学，努力提高立法质量。既要做好立法前的可行性论证，也要重视立法后评估。立法后评估，就是要“立法回头看”，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给立法工作打分，及时为法律法规“打补丁”。建议引入相对利益超脱的中立的第三方作为立法后评估主体，这样更为客观公正。

十九大报告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依法立法的原则要求。依法立法，要求立法部门必须遵守宪法法律设定的程序和权限进行立法活动。依法立法的核心在于坚决破除立法中的部门利益法律化问题。

法律法规是立法部门提供给社会的特殊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必须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公意性，否则就可能蜕变为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产品”。因而，每一部法律法规都应当接受是否存在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拷问。涉及利益博弈和利益调整的立法工作应该讲大局，树立超越部门利益的大局意识，要从公共利益出发，从最广泛的民意出发，而不是从部门利益出发，决不允许在立法中搞部门利益法制化。

遏制法律法规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就要大力推行“开门立法”。以民意为基础的立法活动理应“开门立法”，让民主的阳光驱散立法的阴霾。积极推行立法回避制度。凡直接涉及某部门利益的立法起草工作，该部门原则上应当回避，不能参与更不能主持立法起草工作。此外，不妨大力推行委托第三方机构或者专家立法，尝试立法招投标新举措。要制定良法，防止“立法走私”，委托第三方起草草案不失为打造良法的良策。

当然，遏制部门利益法制化最有效武器乃是厉行立法问责，向搞部门利益保护的部门亮出问责之剑。要像雷厉风行的行政问责和司法问责一样，高度重视立法问责，加大立法领域的立法问责力度，对于出现明显的部门或地方利益保护倾向的法规（含草案），要问责有关承担起草和审议的部门（包括立法起草部门和立法审议决策部门等），追究相关部门立法失职的法律责任。当前，要充分发挥法治的示范和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