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4）

未来增长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主持人：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此应如何认识？

蔡昉：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比如，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既定的资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分别都是5%，如果显示出的产出或GDP增长大于5%，譬如说是8%，这多出来的3个百分点，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直接相关。它既是创新的一种度量，也是创新的一种手段，它归根结底来自于重新配置效率。

其一，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约有70%、80%的人在务农，这些人只生产了20%多的产值，说明当时生产率极低。之后，通过改革把这批人转向非农产业，宏观上我们获得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其二，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理论，意思是许多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竞争力是通过破坏达到的。有新的企业进入，就有原有企业的退出。研究表明，这个过程中生产率的提高占全部生产率提高的1/3到1/2。这是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

其三，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路径。现实中，企业的技术进步不是齐头并进的，谁最先进行创新，使用新技术，谁就可以垄断资源，实现有进有退。因此，技术进步本身也是资源重新配置。

主持人：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蔡昉：是的，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关键靠改革，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通过改革把人口潜力再挖掘出来，是改革红利的一种。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收入水平比我国略高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还有大量人口可以转移出来。阻碍我们挖掘潜力的，是现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不但可以提高生产率，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同时提高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成本提高太快的困难，而且可以提高国内的消费需求。

其二，落后产能以夕阳产业、病态企业甚至僵尸企业形式存在，占用有限资源和稀缺生产要素，降低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扭曲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价格，推高企业和增长成本，使得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得以延续。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把那些生产率低的产业、产能出清。

其三，创造性破坏不保护落后产能，不保护落后岗位，但必须保护劳动者；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十九大提出的要求；越是社会政策托底有力，越能做到有勇气退出。

市场和政府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主持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具体应如何认识？

胡家勇：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要处理好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我们科学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所应遵循的基本理论思维。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

其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让政府更深地介入到资源配置活动中去，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理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其二，政府要尽量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绝大部分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完成。

其三，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来界定政府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作了完整和清晰说明，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一表述更加科学和清晰地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准确内涵，也反映出时代发展的新背景和新要求。要按照这个总方向，科学界定政府职能范围，优化各级政府组织结构，理顺部门职责分工，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其四，选择最有效的方式来履行政府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顺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自身职能，从而获得“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而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