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韩庆祥:哲学思维与治国理政(2)

【2017-01】韩庆祥:哲学思维与治国理政(2)

运用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分析治国理政的思路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解决治国理政的思路问题,提出了“中国梦”战略思想。

在整体转型升级这一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治国理政,如何选定其思路?思路一般由目标和路径两个层面组成。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目标和手段的辩证法,首先确定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着,他运用系统思维,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路径),即实行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合力,把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有机统一起来。这就是他提出的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动力机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治理机制),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平衡机制)。

这一思路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党政主导力量(治理机制)、市场力量(动力机制)和人民主体力量(平衡机制)合力以实现中国梦。

运用哲学思维分析治国理政的方略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哲学思维分析治国理政的方略问题,提出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

在整体转型升级时期如何确定治国理政的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找到了,这就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5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0次集体学习,主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从整体上全面深入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哲学基础。因而,要从整体上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最好从哲学思维入手。

第一,运用历史思维和系统思维,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提出和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前,我们党注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我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发展新要求,在具体实践方略上既注重“全面协调”,又抓住“战略重点”,集中做“四件大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把这四件大事加以整合,便形成一个严密的有机整体,这就是“四个全面”。对这一有机整体再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升,便可发现它们之间构成一个逻辑系统,具有内在联系,即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三个战略举措(手段)。正是基于这种思考,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工作时正式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反映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具有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且体现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这一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把一些人从工作中的片面化、碎片化、枝节化、短视化倾向,引导到关注我国长远发展、全局发展、根本发展上来,力求使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根本要素、基本环节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彼此理解,进而使我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总体布局、有章可循,并上一个新台阶;又自觉地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和治理具体统一起来,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相对注重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全面依法治国相对注重社会的平衡与秩序,全面从严治党相对注重全面提高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能力。

第二,运用战略思维,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和实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国梦,意味着他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放在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中来思考。要言之,要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置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框架中来把握:围绕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施政纲领”。在这个“施政纲领”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其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战略举措”。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总体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战略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主体”。“战略基础—强大动力—法治保障—领导主体”构成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完整的逻辑结构和系统。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中,凸显出治国理政的精髓,这就是首先要把握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

运用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分析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解决经济领域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问题,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发展动力也不足。如何寻求当代中国发展的再生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在他看来,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但在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他所讲的发展,是稳中求进且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是发展稳、代价小的发展,是具有质量效益的发展。要实现这种发展,就必须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战略转变,必须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这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是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其核心思想:

一是在哲学上,要树立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正确把握发展与代价、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辩证关系,以实现发展稳、代价小的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新常态,意味着短期会有“代价”,但从长期战略看,一定会有高质量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在经济上,就经济发展规律本身来讲,要实现转型升级。这就是由粗放式发展走向内涵式发展,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由速度、数量走向效益、质量。尽管这种转型会有传统方式的惯性和路径依赖,也有震荡和烦恼,但总体的历史趋势,是向经济持续健康方向发展的。这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

三是在内涵上,既注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强调精准满足人民需求,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政府的供给效率和能力,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优化运作,解决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

运用历史思维和系统思维分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历史思维和系统思维分析政治领域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是“起飞”。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做大蛋糕”和“追赶西方”。怎样才能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使国家主导体制呈现出来。这种体制的本质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自上而下运作和逐级管制。这种体制的独特优势,就是容易动员组织国家一切资源、力量办大事。这种大事,就是“做大蛋糕”和“追赶西方”。

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国家主导体制较好地完成了这两大历史任务。然而,这种国家主导体制也有历史局限,那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有效制约,易导致腐败和不良作风。如何既保留并发挥好国家主导体制的独特优势,又能克服其弊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条有效路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实质,就是为治理国家公权力提供一种现代化的制度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与此问题并存的还有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即在当今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要进一步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政党、国家、社会和公民”四者之间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

我国现代化的进程,首先是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即通过“领域分离”,使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从过去对政治领域的过度依附中相对独立出来,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新型社会结构;随着结构转型,会发生“力量转移”,即市场(资本)的经济力量、社会(公民参与)的力量会逐渐增大,国家的政治力量也要发生转型,由统治、管制走向治理和服务。由此便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有效治理好政党、国家、社会、公民及其四者之间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为系统处理政党、国家、社会、公民及其关系提供一种现代化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依然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它把国家主导体制的独特优势充分保留下来了;这种模式旨在运用法治和德治方式来治国理政,来治理国家公共权力,把国家公共权力管在制度的笼子里,有利于克服国家主导体制的弊端;这种模式注重法治、“政”治、协商共治、能治和自治等系统治理,既体现了对民众诉求的尊重,又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还有助于凝聚力量进而攻坚克难;这种模式既强调党用制度体系管理国家,又注重提高党运用国家制度体系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还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公民行为。

显然,这种模式把政党、国家、社会、公民相对划界,明晰各自的功能和治理方式,同时又注重四者之间关系的系统协调和优化。这有助于有效解决我国整体转型升级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政党、国家、社会和公民”四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为治理国家公权力以及政党、国家、社会、公民及其四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现代化的制度模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精髓。

责任编辑:郭浩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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