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贸易特点及发展展望

中印关系问题很多，贸易问题是中印之间迅速形成的新的干扰因素，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贸易失衡问题，尤其是2006年以来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几乎中国从印度进口1美元产品，印度就要从中国进口5-6美元产品，严重的贸易失衡问题已经成为中印关系的新的干扰因素。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发展来解决。

一、中印贸易的主要特点

（一）中印贸易的平稳增长态势

实际上，中印大规模的改革几乎同时起步。中国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启动，印度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全方位改革开放。两国的城镇化建设及工业化推进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展。两国改革几乎同步推动了两国贸易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迅速发展态势。1992年是两国城市化、城镇化改革初始阶段，中印双边贸易只有3.39亿美元，10年之后，到2002年双边贸易额增加到49.46亿美元，到2012年，双边贸易额进一步增加到664亿美元，20年间双边贸易增加了将近300倍。其中，2001—2011年的11年间，两国贸易年均增速达36.28%，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中国和印度的对外双边关系中非常罕见。

2007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从中国的进口量，比排在中国之后的第2名、第3名、第4名三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双边贸易稳定增长，实际是由双方之间的改革决定的——双方的城镇化改革、工业化改革几乎同步进行，此前双方也在一系列领域进行了改革，比如农业领域、社会层面等，为后来的城镇化改革和工业化改革提供了巨大铺垫。就中国而言，至少有三波改革。第一波是1978年启动农业改革、农村改革，提高农业生产力，释放出大量农民工，人数达3-4亿。中国的乡镇企业迎来大发展，为后来的城镇化建设、工业化发展准备了市场经验、知识储备、技能储备，尤其是劳动力储备，也为1992年后的工业化革命、全方位城市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物质铺垫和人力铺垫。第二波改革始于1992年。城市改革通过“三来一补”使中国经济一路狂奔。“三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一补”指“补偿贸易”，即对“三来”产品加工后的出口实行补贴。“三来一补”使中国制造业迎来巨大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乡镇企业的积淀，加上城市改革政策优惠，中国经济迎来巨大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迎来第三波改革，通过深度融入全球化、国际产业链，中国经济又迎来10年大发展，GDP由1万亿美元跨入到10万亿美元只用了14年时间。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和商品贸易大国，带动了中国对印度贸易大幅度增长。

1966年，印度开始推行农业改革和土地改革。印度实行的是大土地所有制。印度的革命是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保留了大量私有经济成分，大土地所有制是其重要部分。虽然尼赫鲁政府时期实行混合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推行计划经济，但是土地的私有属性很难改变，经过60年土地革命，大地主依然很多，广大农民都是佃农，印度的土地改革充其量是一个温和的土地改革。

印度的绿色革命及其他革命相对比较成功。绿色革命指农业革命，包括粮种的推广、灌溉设施面积扩大、机械化程度提高、化肥及农药使用等。经过绿色革命，印度由粮食短缺国发展成为粮食出口国，到1995年，经过30年努力，印度开始出口粮食。但是，农业革命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如粮食产量的增加赶不上人口增速、环境污染、土地板结、地下水位下降等。2005年印度又进行了第二次农业革命——常绿革命，实际是推进可持续农业发展目标，使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土壤墒情保护、水资源保护相互协调，提升农产品的加工附加值，开发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市场的供应链、加工链等。除绿色革命外，20世纪70年代，印度还开展了白色革命——牛奶革命，现在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牛奶生产国。20世纪80年代，印度开始进行蓝色革命，发展海洋经济，90年代开展彩色革命，发展园艺业。总之，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时间的一系列改革，使印度在农业方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少是从粮食短缺国变成了粮食出口国，推进了牛奶业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牛奶生产国。但是，印度的农村改革不像中国的农村改革那样有成效。中国的农村改革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释放了3-4亿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储备，印度的农村改革没有如此富有效力。

印度先后进行了三波工业改革。第一波是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中期，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号召推进电子革命，让印度一步迈入后工业化时代。但是，第一波改革只是一个有限度的、具体领域的改革。1991年，印度开始启动全方位改革，尤其是改革计划经济，放弃许可制。许可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非常严格，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厂址设在哪儿，工厂增加新的厂址、新的招工名额、产品价格确定，都要打报告，由官僚机构批准，严重束缚了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国有经济发展。1991年，印度遭遇外汇危机，外汇储备仅够其1-2周的进口量，国家不得不用大量的黄金典当、典押换来进口必需品。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终于迫使国大党政府经济学家曼莫汉·辛格进行了1991年的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