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门神的传说与心神的敬畏

贴门神，是我国从周代为始的古老春节习俗之一。门神的前身是桃符，又称“桃板”，乃是用桃木雕刻成的两个“桃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传说这哥儿俩最善捉鬼，是黄帝派来镇鬼护佑人们平安的。《后汉书·礼仪志》记，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说：“岁旦，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可见，神荼和郁垒是最早被当作门神的。

到了唐代，门神的称号移位于开国名将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尉迟敬德）。民间流传着多个版本，择其一：唐太宗生病，寝宫门外有恶鬼耶魅号叫，六院三宫，夜无宁日。于是太宗将全部情况告诉众大臣，秦琼上奏说：“臣平生杀人如摧枯，积尸如聚蚁，何惧小鬼乎！愿同敬德戎装以伺。”太宗准奏，夜晚让二人立于宫门两侧，一夜果然平安无事。太宗嘉奖二人后，觉得整夜让二人守于宫门，实在辛苦，于是命画工画二人像，全装怒发，手执玉斧，腰带鞭练弓箭，一如平时，悬挂在两扇宫门上，从此得以平息。这件事情被民间百姓知道后，纷纷效仿。于是，秦琼和尉迟恭便被百姓当成了驱赶鬼邪的守护神，其画像被贴在门上，且添一副对联：“昔为开国将，今作镇宅神。”一直到元代，人们仍沿袭这种做法。

随着时代更替、生活变化，民间的门神崇拜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表征。以明清至民国期间的武门神为例，河南人贴的是赵云和马超；河北人贴的是马超和马岱；冀西北则敬薛礼和盖苏；陕西人敬孙膑和庞涓、白起和李牧，而汉中一带贴的多是孟良、焦赞。还有的地方敬姚期和马武，关羽和张飞，裴元庆和李元霸，岳飞和温琼，岳云和狄雷，赵匡胤和杨衮，胡大海和常遇春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地方过春节大门上还张贴人民英雄，如刘胡兰与赵一曼、董存瑞与黄继光，等等。2015年，上海警察版门神走红网络，寓意社会门神镇邪恶、保平安。

民间贴门神，本质上讲是一种寄托：辟邪除灾、驱邪辟鬼。就像那首民谣：“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忙逃跑。”当然，还有保平安、降吉祥、纳福瑞等等。其实，这种寄托的前提应是敬畏心中的“门神”，即本分、善良地做人做事。有道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做人也好，为官也罢，冀望平安吉祥，关键在自身不作恶、不干坏事。“鬼神不佑佞人”。做人不善，欺行霸市、鱼肉乡邻、造假贩毒、图财害命，过年时在门口挂两张桃符，就能保尔脱逃牢狱之灾？为官不廉，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卖官鬻爵、贪得无厌，临时在门上贴两张门神，就能避开遭“打”被“拍”的命运？这无疑就是自欺欺人、亵渎门神！“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只要你干了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坏事儿，总有一条法律绳索在等着你，“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终有一天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埋单。至少，逃脱不了良心这个“门神”的谴责。

所谓敬畏心中的“门神”，就是对人生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对法纪的敬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缺少对人类、对自然、对法纪，乃至做人良知的敬畏，比魑魅魍魉更可怕。东汉名臣杨震做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在昌邑县长任上的一位老朋友去看他，晚上送黄金十斤。杨震拒收。朋友劝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回答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这“四知”，实质上就是对做人做官良知的敬畏。所以，护佑自己和家人平安的门神，不是贴在门上，而是贴在心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针对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突出问题，曾专门借“门神”喻理：“有人说，天上掉馅饼之时，就是地上有陷阱之时。一旦突然凭空来了一个好处，一定要警惕。看到这些东西自己就要戒惧、退避三舍。咱们的门神要摆正，大鬼小鬼莫进来。”这个“门神”，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就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说到底是一种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所谓“摆正”，就是心中有敬畏。这样，才谈得到良心、义务、责任道德，才能真正形成事业心、责任感、党性觉悟、民族精神。心中有了敬畏，那些“大鬼小鬼”纵有千般诡计，你这里有“门神”护佑，其能奈尔何？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那些腐败“落马”者，无论是归究于中“鬼”计，还是埋怨上“鬼”当，都是自找的，根子在自己亵渎了心中的“门神”。怨天尤人，只是籍口。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个新旧转换，承延的是正气，寄托的是希望。一年一度，年复一年。新春寄托新的希望，希望带来新的快乐。因希望而快乐，因快乐而幸福，循环往复，“富饶丰衍，快乐无已”，幸福无已。或许，这才是千百年来人们“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要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