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与展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这四年（5）

（三）跨区域创新协作进一步强化，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竞争力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科技创新竞争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发达国家纷纷将创新作为重要战略，加强创新部署，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例如，美国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创新战略》，提出通过三套战略计划扩建重要的创新要素，创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重点在精密医疗、大脑计划、先进汽车等九大领域取得突破。欧盟制定实施“地平线2020”战略，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领域，致力于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联合体。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各类创新要素不断突破区域界限，逐步从大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扩散，推动单极创新向区域协同创新转变，进而形成创新型都市圈和城市群，并带动更大区域乃至整个国家创新能力与竞争力的提升。例如，美国由旧金山、奥克兰、圣荷西等城市组成的“旧金山湾区”，近年来发展成为以硅谷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创新创业和风险投资新高地；环绕波士顿的128公路，依托麻省理工、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等，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与全球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偏高，大量的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严重依赖进口，比如高端芯片的进口率已超过90%，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的创新指数排名第25位，自主创新能力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匹配。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新阶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和战略举措。从创新型国家经验看，以创新型城市为核心的创新型城市群成为带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引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迫切需要打造若干个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科技创新成果最丰富的区域，汇集了全国1/4以上的著名高校、1/3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2/3以上的两院院士，拥有以中关村为代表的14家国家高新区和经开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独特。

同时，京津冀区域经济腹地广阔，具有雄安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曹妃甸新区等大量可开发的空间资源，后发优势突出，具备打造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特质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条件，理应在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

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充分利用北京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势、天津的研发转化能力、河北的产业化资源条件，加快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促进京津冀三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政策链的深度融合，推动形成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成为引领全国、辐射周边的创新发展战略高地，成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四）加快产业有序转移合作，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一体化是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京津冀发展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实力落差大。2016年，河北省人均GDP仅为北京、天津的37%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北京的37.6%、天津的57.9%。北京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天津处在工业化后期，而河北的多数城市仍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初期阶段。

目前，养老、医疗等许多公共政策都是根据当地的经济收入水平决定的。北京经济发达，居民收入较高，政府财政实力强，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入多，城市公共服务能力也就强。河北经济相对落后，居民收入偏低，政府财力有限，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投入少。2015年，河北企业退休人员最低养老金仅为北京的61.7%、天津的82%。

这样，就造成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这也是河北等周边地区人口不断向北京聚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快京津冀产业对接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实力整体提升，不仅能满足自身发展需要，造福百姓，而且有利于减少北京因人口、资源等过度聚集带来的各种压力。

经过四年的努力，京津冀区域产业对接、共建园区等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也面临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瓶颈。比如，区域产业发展落差过大，周边吸引北京企业能力不足，与长三角比，京津冀各城市间产业联系强度弱；产业对接转移面临一些政策约束，如土地指标缺口大、环保指标获取难、《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门槛高，要求整体搬迁、“三税”2000万元以上，大多数企业达不到政策标准等。

未来，加强京津冀区域产业对接协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大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进一步抓住重点产业领域、重点合作区域，集中打造一批特色鲜明、承载力强的产业平台和载体。

比如，在北京周边选择产业基础好、具有一定集群化态势、空间拓展余量大的国家级或省级开发区，集中建设5-6个重点园区，率先开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试点。

再如，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生命科技、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域，三地加强产业链、功能链分工与合作，联手打造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形成疏解非首都功能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效保障

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许多体制机制约束。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主体多、利益诉求复杂，存在多方利益博弈的困境，区域统筹协调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目前京津冀三省市很多政策不统一、不衔接，比如社会保险及养老金标准差异较大、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不能互认、要素价格和投融资等产业政策存在差异，等等，都严重制约了人才、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方面，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探索。比如，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探索管理新模式，综合设置7个内设机构，减少管理层级，推行“聘任制”和灵活的用人制度，逐步完善各项规划编制工作。

进一步加快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亟待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体制机制上有新探索、新突破，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政策瓶颈，形成强有力的、持久的制度保障。

比如，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加大对河北雄安新区的支持力度，鼓励其开展行政管理体制、户籍制度、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探索，部分政策时机成熟后可以在京津冀其它区域推广。

土地政策方面，也还有很多可创新、可作为的空间，如非首都功能疏解后腾退空间的再利用问题，要统筹规划，分区管控，分类实施，强化对疏解腾退空间管控的刚性约束；在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中，探索开展土地供给、利用模式创新试点；等等。

公共服务方面，围绕异地养老，在目前已确立的河北高碑店养老社区、燕郊燕达国际健康城、天津武清养老护理中心等9家试点单位基础上，集中开展北京养老服务政策延伸、医疗即时结算等试点，形成可操作、可推广的具体政策。围绕人才政策，探索推动三地在专业技术人才资质互认、跨区域执业、外籍人才出入境等方面，开展协作试点。

从2018年起，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向中期目标迈进。京津冀三地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只有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才能联手绘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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