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3）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理论基础分析

(1)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伴随着现代性的资本消解世界各地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的隆隆喧嚣声，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的分离也就成为现实，但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共同体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关系的紧张及其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异化问题，就成为了现代性的带有自反性的一种悖论性问题，它激发了许多学者的深刻反思。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终结者和新哲学开启者的马克思，其社会共同体思想力求在承继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城邦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基于“世界市场”、“普遍交往”、“世界性历史”的人类现实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发展的现状，用批判的眼光洞穿现实社会发展的进程所提出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等“社会共同体”的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由此开启了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共同体范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具有内在的理论契合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认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过程中需要经历的阶段：对人类整体来说，仍然存在国与国、家与家的‘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现阶段，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消除共同体的异化，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⑤

(2)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及阶级分析思想。“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它揭示了阶级是人的总体存在形式，一定时期阶级的存在是不以人类善良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阶级的存在不能以个体的感性实存为标准，而是由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等综合性因素共同决定并由理性的抽象思维来总结的，在这其中，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阶级关系就是理性，就是对这种综合性因素一种抽象关系的规定。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对阶级初步规定的基础上，以关系理性精准地界定了阶级形成的原因、表现形式、阶级斗争及其阶级消灭的必然性。马克思坚定地认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只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关联，作为一种现象，它已有几千年，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才日益明朗化和尖锐化，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概念界定。一般而言，人类社会只有达致资本主义社会时，即人类发展到阶级矛盾的高级形式时，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化的对立中，才最终完成了对人类史前社会阶级概念的界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的这一唯物史观的精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立足于国际社会两条道路与两种制度对峙的矛盾现实，绝不以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利益为代价，也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中为阶级的消灭准备物质条件这一历史发展观，通过经济共生性的平台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有利于社会主义成长的积极因素，积极创造消灭阶级对立的物质条件，进而为消灭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做好物质基础，从而完成无产阶级自身最终的解放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如若离开了人类共同体这一基本形式，人类的解放与自由都将成为一句空话，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体现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原则坚定性，又彰显了通过经济共生性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的灵活性，既有不忘初心坚定信念走向未来真正共同体的超越性，又有脚踏实地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亚太共同体进而走向人类共同体的现实性。

(3)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思想闪现着辩证的思维方式，他把世界当成一个总体性的世界来观察和分析，认为世界各国，无论是第一世界的美苏，还是中间派的日本、欧洲和加拿大，还是人口和地域宽广的亚非拉国家，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纷争，但是它们是一个整体中矛盾与纷争，国与国必须基于和平共处这一基本原则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总体性思想和观察世界的辩证思维方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展其思想的基本思维方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亲、诚、惠、容”作为中国处理周边外交的基本原则，坚持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更是这一精髓的当代发展和具体落实。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作了新时代的奠基。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⑧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情，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处理所应遵循的和平与发展原则出发，为积极建构一个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了基本的原则，为新型的国际关系的建立规划了中国式的蓝图。

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把握和分析了当今世界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特点，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基础上，阐释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做了理论上的铺垫。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大变革与大调整时代特征和时代潮流，高瞻远瞩，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他在十八大上又提出了为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胡锦涛指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⑨“和谐世界”理念和宏伟愿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先导性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是在党的几代领导人提出的对世界大趋势的科学分析与理性判断的理论基础之上，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缔造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崭新的阐释。

(4)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及文明为人类普遍交往建构了原初的规范与准则，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它缺乏原初性的人文精神与人文情怀，其所具有的工具理性和异化力量正在侵蚀着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而具有悠久历史久经磨难而不息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恰恰能为人类持久的共同发展提供这样的文化资源。

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显示了中国特色和气派，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骨与风貌，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不同于西方交往理念的新的交往观。以儒家文化为其价值内核的传统文明的用典论述，在习近平对于人类面对现代性问题和发展困境及如何破解的论述之中不断出现。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一体”的宇宙情怀、“天下一家”的人类情怀、“中和之道”的协调智慧、“和文化”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同理性，这种同理性在现代性逐步展开的过程中，超越了地方性的局限和东西方“中心主义”的纷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下大同”天下观、“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观、“天下一家”“天人一体”的人类发展整体观等价值观，为习近平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提供了理论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