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4）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容分析

基于国际社会共生关系的客观现实和中国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内在性要求，习近平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原则，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特征鲜明。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架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突显了中国语言的世界性话语的特质，体现出了中国的世界格局观，呈现了合作共赢的国际观，凸显了共同发展的价值观。通过分析，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进路和结构日益完整和清晰：这就是由内到外的空间格局拓展、由现在指向未来价值期盼、由实体到虚拟的内向立体深化、由小圆到大圆的“一体同心”同构的逻辑进路和结构。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一基本论断。可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由各国多元文化相互交织融合所形成的共同价值，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这些共同价值不为特殊性利益而戴上不同的颜色，它是人类几千年文明能够延续所沉淀下来的公共性价值。习近平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生性关系和世界历史的形成的现实提出来的，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能够提出的价值基础。它既是中国立足国内国际的现实构建自己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的关键一步，也是对当代人类文明基本价值观的一个总的表达，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价值观，它引导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的价值观，即共同生存发展观、共同权利义务观、国际公共权力观、共同利益合作观、可持续性发展观、全球共同治理观，它们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一起构成具有梯度层次的价值观体系。习近平曾在不同的场合表明了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这一理解。可以说，这一超越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既表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性特征，也揭示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价值观基础，它是对“普世价值”的挑战。针对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概念而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推进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构建，有利于达成国际社会的共识，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更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建构自己话语系统的关键一步，它表达了中国在价值观上的鲜明立场，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冲击，解构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价值观上的阐释优势。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信息多样化、国际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习近平指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推动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同世界各国建立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⑩习近平近几年来在不同的场合全面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认同与制度共存视域下的精神共同体与合作共同体的统一性，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命运共存的全面性，共同发展、互信协作、开放包容、文化共鉴、和衷共济的系统性，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社会等六位一体的综合性。这些基本特征体现了民族国家作为实体性的共同体，具有利益上、风险挑战上、发展上、全球治理上的共同性，也揭示了当今世界由对抗、冷战、战争、自利的碎片化现状到合作、共荣、和平、共赢的共同体有机体的构建趋势。

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2015年12月4日，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全面完整地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总布局：提出要坚持合作共赢(经济)、交流互鉴(文明)、平等互信(政治)、守望相助(安全)、团结协作(国际事务)，可以说，这“五大支柱”是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包容均衡发展和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从而共同构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社会关系的拱顶石。

5.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三大基本关系。(1)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的选择、价值观念的取舍、发展道路的抉择、历史传统的嬗变、宗教信仰的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千差万别，使得世界文明呈现出差异性、特殊性和多样性特征，这使得人类文明展现出历时性的发展向度，并体现出其传承性和连续性；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共生性和整体性，使全人类的公共性价值最终得以形成，这种价值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意识和人类文明发展统一性的历史必然性，也使得人类文明的另一个向度凸显出来，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共时性向度，作为整体性的人类文明具有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相互建构的特征，可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是并行不悖和同时存在的，而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想的共同体，必须面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及问题。(2)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基于中国视角所提出的具有世界视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大世界观，这种大视野和大境界，并非立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的立场，反而是以二者现实性矛盾的存在为前提，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想的人类社会的到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深入时代的根基将内含于人类社会现实的思想任务与实践任务提炼出来，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实际行动，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到来提供一种契机。(3)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对发达国家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它体现为一种世界性的关系问题，而由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然遭到怀疑与揣测。西方一些国家关于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质疑声不断出现，更有甚者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推测为“思想上的殖民”。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会破解“中国威胁论”、“中国担忧论”和“中国责任论”对中国的种种歪曲与误解。实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整体与局部的辩证而统一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决不能脱离“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自我存在，同样，孤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基于中国文化理性、世界关系理性和人类理性的高度自觉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理念，必将为处理当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以及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一个崭新的模式。

6.“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探索及模式。中国在“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模式的探索方面做出了积极和有效的努力，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的主动建构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战略构想，使它从无到有、从点及面的向前推进，努力把世界的“部分全球化”提升为“包容性全球化”，积极分享中国模式，反对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浪潮。其二是中国自觉调适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如中欧“四大伙伴关系”跃上新台阶、中非关系不断提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深化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