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学札记（21）

斯大林与丘吉尔的看法正好相反，1947年8月他对法共总书记多列士说：“如果丘吉尔晚一年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话，那么红军就打到法国了。苏联曾设想一直打到巴黎。”在回答多列士“当时美、英军队在法国登陆，与其说是要摧毁德国，不如说是为在西欧抢占地盘”的问题时，斯大林说：“美、英军队当然不容许自己呆在非洲岸边坐视红军解放巴黎这样的丢脸事发生。”多列士说：“请斯大林同志相信，法国人民会热烈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斯大林回答说：“那将是另一种局面了。”多列士说：“这样就没有戴高乐了。”斯大林设想说：“戴高乐会逃跑。”

36.东方领先西方的历史始于隋唐之后。其间比较好地解决了教权与皇权及皇权与分封王权的关系，这是促使东方快速发展的关键。每次长期战乱后都造成分封王权的大衰落和国家的大统一，在这方面秦始皇创造的郡县行政体制，当推首功。钱穆总结说：“春秋时代有封建贵族，东汉以下至中唐时期有大门第，晚唐以下迄于宋明，社会大门第全消失了，农户散漫，全成一新形态。”“新形态”即由商鞅开始的农民由国家直接联系并由国家直接调度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政治形态。而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融于以“忠君爱国”为使命的中国儒学，则需要更为细致和复杂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而融儒释道三家为一炉的新儒学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事实上，在公元后新千年开始之际，在欧洲开始为时近千年的“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历史进程之时，中国人却完成了国家行政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任务并由此迎来了较欧洲更快发展和更持久的繁荣。

37.“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的“灭佛”对中国的历史进步乃至对佛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经过这一系列强力整顿后，整个中国佛教基本放弃了其独立的政治诉求，返璞归真，回到其起源时的和平和学术的本位。此后，中国思想界的所谓“三教之争”就转为多元共存的轨道。在政治上，佛教从此也采取与王权绝对合作而非企图取代或独立于王权的生存方式，其教义也日益与道、儒两家糅为一体，成为宋明以来以忠君报国为理想的新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养料，佛寺也更多地担当起失意者，尤其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心灵慰藉而非造反者聚集的场所。尽管五代时期仍然不乏佞佛的皇帝，但总的说来，“王权强化对佛教控制的历史趋势，也开拓了宋以后佛教进一步依附于世俗政权的新阶段”。与此相应，佛教主流也从隋时与国家合作的天台宗到武周时富有张力的华严宗最后归位到主张自我心灵反省的禅宗，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那些曾经激进入仕的僧人则转向“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的异端，尽管不是主流，但它还是“一方面反映了佛教自身的衰落，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现实人生的厌倦和否定”。

38.关于“三武一宗”灭佛的积极意义，在比较同期基督教在西方崛起及其后果后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看看同期欧洲在罗马帝国覆灭中崛起的基督教教廷通过“丕平献土”获得了土地主权继而获得税权、司法权等权力后，与欧洲北方“蛮族”建立的世俗王权形成的二元强势制约和由此造成的欧洲千年乱局，以及15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为了改变这一乱局试图恢复君权至尊的法统地位而做出的与崔浩、卫元嵩等反佛人士同样的反天主教会的努力，我们就不能不为东方“三武一宗”对中国佛教的有力整顿措施及其积极效果感到庆幸：它不仅对于中国统一，而且还对于中国后来一千多年的政治统一——欧洲迄今还在为此艰苦地努力——都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历史作用。

39.“三武一宗”之后，佛教才真正融入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统一政治的有益补充：国难时，它与国家共渡难关；承平时，则与道家一起成了社会失意者精神慰藉的“失乐园”和平衡社会心理的调节器。隋之前，中国只有汉朝可与罗马帝国相媲美；此后中华地区竞争力大为提升，中国相继出现唐、宋、元、明、清五大盛世，中国获得高速的发展。中国各朝持续的时间虽远不如罗马，但其总的繁荣持续的时间则比包括罗马在内的古代西方——即罗马古典时期和后古典时期——要长得多，而与中国隋之后同期的欧洲长期陷在愈演愈烈的政教二元冲突之中难以自拔。以隋为界，世界地区竞争正能量开始从西方向东方中国汇集。

40.隋文帝于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七月二十三日敕书匾额，赐智顗创办的精舍名曰“玉泉寺”。“天台宗在杨广的政治扶持下终于最先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经过自北魏太武帝至北周武帝的改造、限制和利用政策，自隋始，佛门从独立于国家政治到现在融入国家政治之中，而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就是智顗，从这个意义上说，智顗是一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宗教人物，而他创立的“天台宗”则是对中国历史具有转折意义并做出巨大贡献的教派。郭朋先生评价说：

智顗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他同陈、隋王朝深相结纳的一生；天台宗的建立，也可以说就是他同隋王朝深相结纳的产物。随着隋王朝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一部分的中国佛教，也就结束了南北异趣而走向统一。由智顗所创建的天台宗，便是体现这种宗教统一的产物。智顗在中国佛教史上之所以据有重要地位，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此后，中国佛界出现可喜的变化，即佛教开始向一种被“世俗化了的宗教”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几百年后成了欧洲“文艺复兴”所追求的目标：神权概念逐渐为君权的内容所充实，爱国成为从中国佛教地平线上透出的新曙光。李小荣先生在《〈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一书中对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生的这种可喜的变化总结说：

总的说来，佛教在理论上取得了较大的优势，但实际上则被不断地同化或中国化，甚至在北朝还曾两次遭到禁毁。这就迫使佛教要适当调整发展方向，尽量向儒家的政治要求靠近，它基本上尽力避免与儒家直接论战，而是采取无情地攻击道教的策略。

41.一切宗教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而一切能成为“问题”的宗教都牵涉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毁佛乃政治大事。从小处说事关统治者的权力稳固，从大处说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按理说，当时最不愿毁佛的应当是北方胡人政权，而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应当是南方汉人政权。只是北方胡人从政治的高度——而不只是像同时期的南方汉人政权不分原则地从吸纳和包容人才的角度认识宗教问题——果断地放弃佛教而选择中国传统的以“忠君报国”为使命的儒家意识形态，并最终挥师南下实现了隋唐的国家统一。而南朝则默认佛门与君权二分天下，致使国祚为北方迅速承接。

42. 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反佛政策在与道教结盟之后为什么又要反他们早先所青睐的道教呢？这是由于佛道二家各奉其主，与君权保持距离甚至不合作立场，以至影响到君权的存亡。就北朝统治者的本意来说，在儒、释、道三家学说中，他们最不愿反的就是来自胡地的佛教，据此可与文明水平高于胡人的汉人儒家学说相抗衡。如果说北魏太武帝只是看到长安寺中僧人匿藏的兵器，那北周武帝看到的可是不久前目睹的梁武帝因贬儒佞佛致使国祚速移的教训。比较起来，为了统治的需要，这两位英主打破族域偏见，罢黜佛道、首尊儒家的选择，都是当年汉武帝吸取文景二帝以奉道家无为之术放纵意识形态而召致“吴楚七国之乱”遂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验和思路的重演。

43.黑格尔将国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黑格尔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通俗地说就是：神不是别的，它就是国家。

44.“僧是愚氓犹可训”，知识人错了，改了就好；若死不认错，这样的学者多了，就会“妖为鬼域必成灾”，这时国家就要遭难，就需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了。

45.曹魏明帝时，名士空议之风渐起，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死，曹芳继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邓扬、毕轨、丁谧等，终日浮华交会，好言庄老，清谈玄理，深虑“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于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变易朝典，政令数改”，其政策“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这些人最终遭司马懿清肃，这为随后中国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

46.《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李纨笑道：“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且你们对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读了这段，使人联想起今日各式“文化”和“艺术”，比如“饮食文化”“身体艺术”等。

47.“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

48. 我们看报纸上说印度是软件大国、科技大国，但情况似乎不是这样。2000年，我到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在他们财务处交费时，只见财务报表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半个房子堆的都是账本。整个大厅没有一台电脑。他们的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386型电脑，还经常不工作。我等一个电子邮件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打字员用的打字机跟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差不多，工作起来响声很大；整个行政大楼都是这声音，跟工厂一样。这种情况说明它国内电脑市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印度有钱人也不买电脑，买了没有用。它整个生产与市场完全是分离的，市场依托于国外，国内大量穷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办，穷人的一些消费项目如饮水、医疗等都是免费的。有一次我去他们政府办的医院作了个小手术，从挂号到手术结束共花了10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两元钱。印度多数人是穷人，穷人手头没有多少货币，因而就不会有太大的购买力。因此统计数字表现出的消费高指数多是政府包办而非国内民间资本拉动的。印度人聪明的脑袋是给外国人长的。我去一个小餐馆，那天女老板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在印度家里有人拿到美国的绿卡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印度人绝顶聪明，但这只能为西方人服务，因为印度的民族市场很小。

49. 在印度旅途中，我们摇晃在返回德里的列车上，车厢里横竖挤拥的人堆和难耐的热浪，使我想到了死亡。我眼前忽闪出一幅幅电影画面：

——人们无节制的需求和竞争已造成环境污染，空间的臭氧层浓度减少、空洞出现和地球上紫外线辐射超量增加；

——气温持续变热使室内空调失去作用，大部分动物和部分人类死亡，少数（主要是北方国家的）有钱人重返森林和山洞；                  

——继而森林退向并消失于极地，沙漠迅速扩大，海水上涨，人类整体死亡，生活在地球陆地上的两栖动物返回湖泊和海洋；接着是湖泊干涸、海水表温增高，生活在海洋表层的动物死亡，部分转向紫外线无法穿透的深海中并得以存活；

——此后，气温变冷，冰川期开始，地球污染停止，这些都使空间的臭氧层得以自我修复；在相当的一段地球寂静冷冻期后，深海生物的生存空间上浮；四季再现，部分海水动物向两栖动物转化；

——近海陆地动物出现，其中部分向山林扩展，动物竞争导致高级动物即人类再次出现。不过这时的人类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这种形象，至于是什么样子，印度教解释是，那要看现代人的修行：也可能是狗的样子，也可能是四不像的样子，反正只有主司宇宙毁灭和重建的湿婆神（Shiva）知道。

现代人发明的微波技术似乎就是人类灭亡过程的预演：目前的地球就象一个微波炉，我们人类就像不慎进入其中又启动了开关的活物，为生存而发生的恶性竞争又使人类不能统一意志以停止红外线辐射，接着就是在红外线持续辐射下人类的整体毁灭和微波炉即地球本身的整体毁坏。事实上，自英国工业革命将资本这个“潘多拉”微波箱的开关拉启后，马克思曾提出用社会主义即有节制地发展生产力的方式解决人类间恶性竞争所带来的恶果。但为了眼前利益，现在人已听不进马克思的逆耳忠言了。正如我现在坐的列车已经开动，如果司机之间打了起来且无法调和，其结果可想而知。我想：可能人类已这般地毁灭和再生了若干次，我有幸上了现在这列人类“列车”。

愿上帝保佑！

50. 随青藏高原的崛起和推动，中国平原地带被拉入山地的怀抱中。如果也将与之连体的帕米尔高原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葱岭”考虑在内，横亘于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犹如一道永不倒下的垂天神盾，使中国地缘政治结构有了西可“依山”，东可“傍水”的优势，中国由此避免了欧洲大平原上那随时背腹受敌的四战困境。中华民族总是幸运的：在远洋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原人民背靠大海有力抵抗着来自西北铁骑的南犯；在远洋技术兴起，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从东部海陆侵犯我中国时，我们又有青藏高原的庇护，在这里中华民族聚集起二次反击的力量，并最终赢得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目前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在技术上尚无法克服在海拔七八千米的青藏高原中进行大规模自由跨国穿行困难，那么，可以断定，在同样的时期内，青藏高原对中国安全的那神盾般的终极保护作用是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