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学札记（20）

24.丘吉尔、斯大林、毛泽东眼中的原子弹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对加速战争结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有一段很能反映三人性格差异的插曲。杜鲁门和丘吉尔本以为有了可以讹诈斯大林的“绝对武器”，想以此逼迫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服软，结果却是自讨没趣。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天的日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史汀生发现首相“极有兴趣并大为振奋”，但他“强烈倾向于”反对将这消息告诉斯大林。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苏联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要依赖他们大部队的涌入，进行最后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再乞求他们的恩惠。

此时的丘吉尔大有一种想看斯大林难堪并由此得到快感的心理，他写道：

第二天，7月24日，在我们的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都从圆桌边站起来，并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准备离开。我看见总统走向斯大林，单独谈起来，只有翻译在边上。我离他们大概5码远。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谈话，我知道总统要说什么，我要观察的是谈话对斯大林的效果。我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看上去很高兴。一种新的炸弹！威力特别大！可能对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作用！多么幸运啊！这是我当时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原子弹显然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的世界事务中的革命有一点了解的话，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的回答最简单不过了：“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当然，我没有技术上的知识。我能否派核科学方面的专家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的专家呢？”但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愉快和亲切。这两个掌权人物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在等汽车时，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身边。我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回答说:“他始终没有提一个问题。”

丘吉尔的记录与杜鲁门大体一致。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道：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

时任远东事务主要顾问的波伦的观察与杜鲁门一致。他回忆说“斯大林的反应是那样随随便便，使我对总统的口风是否已达到目的有点怀疑”。哈里曼回忆说：“我们在谈论日本和原子弹时，莫洛托夫一面端详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一面说道：‘你们美国人想保密就保密吧。’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确信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丘吉尔对斯大林无动于衷而非常失望，他只能归因于处在“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的斯大林“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朱可夫对这段插曲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写道：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但是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至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作者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他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B.M.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B.M.莫洛托夫听到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笑着说：“让他们抬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

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即准备对日作战。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当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日军发出通牒，要日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8月20日，关东军开始向苏军缴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

事后，丘吉尔也意识到原子弹用于结束战争的作用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样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认为日本的命运已由原子弹决定了，那就错了。它的失败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已经注定了；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注定了它的失败。仅是海上力量就让我们有可能夺取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发起最后的攻击，并能迫使它的京都军队不战而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政治家中，对原子弹的“纸老虎”本质认识最早也最深刻的大概要数毛泽东。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谈到原子弹时说：“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能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25. 事后看来，张伯伦选择希特勒作为战略伙伴，在认识对手问题上犯了“秀才见了兵”的错误，张伯伦忘记了一个一无所有却又手持板斧的乞丐在财主家门口是不可用点剩饭打发的道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看看丘吉尔接替张伯伦之后的政策和“二战”结束后欧洲屈膝于美苏脚下的政治现实，就不能不说，在基于欧洲和英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上，张伯伦的思考是极为深远的。《英德宣言》签署的当天，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伦敦，“在白金汉宫受到英王接见后，驱车来到欢声鼎沸的唐宁街。他应人们的再三要求，在唐宁街10号2楼窗口讲了话”，说：“我的好朋友们，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体面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唐宁街。”在群众欢呼声停下后，他对听众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们由衷地感谢你们。”下院的一些议员们甚至争先恐后地去吻张伯伦的手，或抚摸他的衣边，气氛之热烈达到了顶点。可以说，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张伯伦在英国的政治地位——尽管在下院也有不少人反对——几乎不可动摇，以至在德国撕毁《慕尼黑协定》开进捷克后，面对英国朝野狂潮般的批评，张伯伦理直气壮地质问说：

我可以提醒你们，在第一次宣布我准备出访时，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对于这一努力，人人都交口称赞。只是在后来，当最后的解决方案使某些并不全然赞赏这些事情的人开始感到失望——只是在那时，才开始了攻击；即使在那时，所反对的也并不是访问本身，而是解决方案条款。

张伯伦说的完全是实情，关于这一点，在1938年10月2日苏联驻英全权代表迈斯基就《英德宣言》在欧洲及英国国内的反响发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中得到反证：

国内的情绪开始有些变化。在头两天，虽然在比较严肃的政界人士包括保守党人中很快就表现出不安以及对于慕尼黑协定的条件和局势的担心，但广大普通群众以为成功地避免了战争而充满了盲目的兴奋。很有意思的是，《每日电讯报》和比弗布鲁克的报纸一开始就持冷静态度，甚至是批评的调子。所有“左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先驱报》《新闻纪事报》《经济学家》等等），迅速地、软硬程度不同地对四国条约进行了抨击。现在，庸人们开始安静下来了，而来自比较有见识的阶层的怀疑和抗议在增长。由于和张伯伦政策不一致而引起的海军大臣达夫·库珀辞职，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尽管如此，现在首相不仅在保守党内拥有压倒多数，而且还在选民中拥有压倒多数，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新的选举在最近几周内举行，张伯伦将可以有把握指望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还指望扩大目前在议会中的多数。

苏联是对《慕尼黑协定》批评最激烈的国家，因此，关于这个协定在英国的反响的情报不会有夸大之嫌，而英国人民对这个协定的支持也不完全是“盲目的兴奋”，而是对张伯伦战略思想尝试——尽管失败了——的认可和支持。

26. 1939年的日本真是祸不单行！美国刚刚终止航海商约，在诺门坎日本又遭重创。8月20日，苏联军队集中飞机、坦克和重炮的优势兵力在诺门坎对日军发起总攻击，对日军形成大包围。日军近16000兵力，死伤近13000名，伤亡率达76%。日方和苏方对日方的损失有不同的估算，“但不可否定的是，在诺门坎事件中日军的损失非常惨重是历史事实”。诺门坎事件是日军在没有德国策应的条件下独立执行“反共产国际”战略的试探，日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且没有得到其盟国德国的同情。这些对日本国内北进派的信心是沉重的打击，事实上，日军在诺门坎测试出来的德国反应是冰冷的。此时的希特勒对日本已厌恶之极。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高级军事会议上告诉他的同事：

天皇相当于末代沙皇，懦弱，胆怯，无主见，但愿他为革命所淹没。我同日本的合作决不会受到欢迎。往后我们将在远东和阿拉伯策动骚乱。我们应想到我们是主人，而这些民族充其量是一些受骗的猴子，他们想要尝尝皮鞭的滋味。

将希望寄托于德国而又不北不南的外交彷徨的恶果终于显现了。就在希特勒发表上面讲话的第二天，即8月23日，德国在事先没有通知日本的情况下与苏联缔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签字国的日本无疑是当头一棒。

27.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1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接见野村大使，将“日美民间有志者”所拟定的并向罗斯福总统事先汇报过而赫尔也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并不反对”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交给野村，表示：“这个方案，可以作为野村大使的提案，美国政府准备开始非正式谈判，并列入议程。”尽管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形成双方政府确认的文件，但由于它事先已经过日美双方高层相当的沟通，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美国在远东的战略考虑。

方案开宗明义：“日本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为了谈判并签订一项旨在恢复两国间传统友好关系的全面协定，现愿承担共同责任”，双方在以下方面达成谅解：

关于“国际观念和国家观念”，双方声明：“日、美两国互相承认为对等的独立国和互相毗邻的太平洋强国。两国政府表明，在希望确立持久和平并开辟一个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信任和合作的新时代的事实上，两国的国策是一致的”；“两国政府抱有坚定的决心，保持以两国固有传统为基础的国家观念和社会秩序，以及作为国家生活基础的道义原则，而不能容许与此相反的外来思想的泛滥”。这实际上是日美承认各自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美国承认并变相接受日本“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这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变相放弃1922年华盛顿会议确立的有利于欧美的太平洋利益分配原则。

关于“对欧洲战争的态度”，日本声明“对于以轴心同盟为基础的军事义务，则只限于该同盟缔约国受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积极攻击时，才履行此种义务”；美国则声明：“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不论现在和将来，不受攻击同盟的约束，即决不援助一方面的国家而攻击他方面的国家。美国政府声明：坚持对战争的厌恶态度，因此，不论现在和将来，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只取决于保卫本国的福利和安全而考虑”。这里，日本将矛头指向苏联，而美国则暗示对目前的正身陷困境中的英法没有特别的偏爱，这实际上是在变相纵容日本继续对英法出手，但前提是要给美国让利。

最让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在方案的第三部分“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事变的关系”中，非法出卖中国的主权利益以换取本国私利，宣布：

美国总统承认下列条件，并在日本国政府对此提出保证时，美国总统应根据这些条件，向蒋政权作和平劝告：

A.中国独立。

B.根据中国和日本签订的协定，日军从中国领土撤退。

C.不兼并中国领土。

D.不赔偿。

E.恢复门户开放方针，但关于其解释和适用范围，将来于适当时期由日、美两国协商。

F.蒋政权与汪政府合而为一。

G.日本自行限制对中国领土的大量的或集体的移民。

H.承认满洲国。

这里，美国承认的只是中国半独立的地位。美国通过H款“承认满洲国”，认可了日本分裂中国的行为和结果；至于日本向中国移民，G款只要求“日本自行限制对中国领土的大量的或集体的移民”，这其实是条废款：且不说“自行限制”本是监守自盗，仅“大量或集体的移民”的定量就难以统一。说穿了，就是美国以牺牲中国主权利益换来E款即“恢复门户开放”。

在谅解方案中的第五部分“两国间的通商关系和金融合作”，美国变相弥补日本因美方终止《日美两国航海通商条约》后带来的问题，双方表示：

在这个谅解方案得到成立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后，日、美两国各自需要对方所有物资时，由对方保证确实供应。两国政府并采取适当措施，以恢复《日美通商条约》有效期间中曾经存在的正常通商关系。两国政府希望签订新通商条约时，在日、美会谈中对此加以探讨，根据通常的惯例予以修订。

为了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美国对日本提供足够的信用贷款，以改善东亚经济状况为目的而实现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美的经济合作。

文件的最后两部分事实上已抛开英、法、荷，这时，日美两国俨然以太平洋主人的身份划分太平洋势力范围。关于“两国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经济活动”，双方表示：

鉴于日本保证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发展不诉诸武力而采用和平方法，日本在该地区所需资源的生产和取得，例如在石油、橡胶、锡、镍等物资方面，可以得到美国方面的合作与支持。

“两国关于太平洋的政治安定的方针”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第七即最后部分，双方彻底抛开欧洲，秘密达成如下分赃“谅解”：

Ａ.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

Ｂ.日、美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菲律宾的独立，如未挑衅而受第三国攻击时，两国应考虑救援方法。

Ｃ.对日本在美国和西南太平洋的移民，应予以友好的考虑，并给予其他国民同等而无差别的待遇。

方案最后还带有“附则”，要求“本谅解事项应作为两国政府间的秘密备忘录”。

尽管这个方案只是草案，但赫尔召见野村之前罗斯福已听取了德劳特和沃尔什关于他们与日方共同起草的《日美谅解方案》的汇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案》内容已获美方的相当认同。这对亚洲各国和中国说来，是欧洲张伯伦“慕尼黑协定”在远东——尽管尚未公开——的翻版，其私自出卖他国利益的规模远比《有田—克莱琪协定》，甚至比《慕尼黑协定》都要大得多。只是几个月后德国突然向苏联发起进攻，日本北方战略压力暂时解除，日本野心迅速膨胀，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这才使美国转向支持英、苏并与苏联一起组成反轴心国阵营。这里，值得提前说明的是，1945年，在打败日本人的前夕，为了本国的利益，美国人又老病重犯，罗斯福又与斯大林签订《雅尔塔秘密协定》，出卖中国东三省利益以换取苏联出兵东北。这其实是上述《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损人利己阴谋的再版。

28. 1941年年底的日本犹如南下的列车已开足马力，无法刹车。尽管政府要求“应特别努力，不使美、苏结成对日的联合战线”，事实上这已成不可能的幻想。要想南下，又不想与美国冲突；要与美国冲突，又不想使“美苏结成对日的联合战线”，何况如日美谈判本身就“使三国同盟的基础发生了动摇”。日本这时犹如冲入外交“迷宫”的疯牛，已不可理喻，不管谁也不能挽回。对此，时任首相的近卫记录了会议前一天天皇和众重臣讨论时的激辩场景：

在御前会议前一天（9月5日），我入宫晋见，秘密奏上议题《帝国国策实行纲要》后，陛下说：“看这上写的，第一项是战争准备，第二项是外交谈判，总有点战争为主、外交为从的感觉。关于这一点，我想在明天的会议上问一问统帅部的两总长……”对此，我回答说：“一、二的顺序未必表示轻重，政府的宗旨是，始终是以进行外交谈判为主，在谈判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问题时才做战争的准备。”我还上奏说：“关于这一点，如果陛下想垂问统帅部，请问在御前会议上进行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现在马上就把两总长叫来怎么样？”天皇说：“马上叫来！而你总理大臣也要作陪。”于是，两总长立刻进宫晋见，我也出席作陪了。天皇向两总长垂询的问题和问我的一样，两总长做出了与我相同的回答。

接着，陛下问杉山参谋总长：“一旦日美发生战争，陆军确信用多少时间能够解决？”总长回答：“若仅在南洋方面，估计3个月左右就可解决。”陛下进而又对总长说：“你是中国事变爆发当时的陆相，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作为陆相曾说过：‘事变用1个月左右就可解决。’但现已历时4年之久，不是还没有解决吗？”总长惶恐了，絮絮叨叨地辩解说，因为中国土地辽阔，不能按预定计划作战。这时，陛下对总长厉声说道：“如果说中国土地辽阔，那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怎么有把握说3个月解决呢？”总长只是低下头无言以对。这时，军令部总长抛来了救生艇，说：“统帅部是从大局来说的。今日的日美关系犹如病人一样，已经到了该决定是否动手术的紧要关头。如果不动手术，这样拖下去，将有越来越衰弱的危险。如果动手术，虽然也有很大的风险，但并非没有得救的希望。我想目前这种情形，已到了该大胆决定是不是动手术的阶段。统帅部始终希望外交谈判取得成功，但在不成功的情况下，认为应该大胆地实行手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成这个议案。”

第二天（9月6日）的会议“在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中散会”，这时的日本成了没头的苍蝇，在悲壮亢奋的情绪中，将日美谈判延长到12月之前。而此时的德国也在莫斯科战役中遭到重创，苏联大反攻开始，这更加强了美国不妥协——甚至有意激化日美矛盾——的决心，剌激日本率先向美国摊牌。日本果然上套。11月2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下达《帝国国策实施要点》，决定“发动武装进攻的日期定为12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递交给日本大使野村的声明草案价码越要越高，当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要求“迅速摧毁美、英、荷在远东的根据地，确立帝国自存自卫的地位”。 11月26日，日本政府收到美国方面近乎最后通牒式的强硬照会，根本无视日本的要求，由此激起日本朝野哗然，“军部愤慨，燃起同仇敌忾之火。对避免战争抱有一线希望的人们，也只好死心了”。12月1日，御前会议“也许是由于愤怒和死心的缘故，草草地作出开战的决定”：“帝国于此对美、英、荷开战”。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日美正式开战。

29.制造假新闻颠覆国家政权的手法古已有之。为了进一步鼓动群众的反隋情绪，李渊命刘文静伪造隋炀帝敕，内称“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朝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就是隋炀帝强征高丽，不断在太原等地征发民众参加这场战争。“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

30.王夫之说：“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通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以静镇之也。”

31.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突厥数万人进逼太原，李渊加紧守备，命裴寂、刘文静严守诸城门，同时又令将城门大开，“不得辄闭，而城上不张旗帜。守城之人，不许一人外看，亦不得高声，示以不测”。突厥自外郭城北门入，又从东门出，而未敢进内城。李渊又于夜间派兵出城，占据险要之地，早晨又改道入城，使突厥误认为是另有援军来到，更不敢轻举妄动。这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空城计使突厥感到难以对付，从而主动撤兵，使太原解围。

32.初次进军，李渊对两个儿子还不放心，特派太原令温大有为其参谋，并嘱咐温大有道：“吾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温大有当然尽量为其效力，李建成、李世民精力充沛，勇气十足，他们与士卒同甘共苦，作战身先士卒。所率军队纪律严明，“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亦不诘窃者，军士及民皆感悦。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听其入”。高德儒虽然闭城拒守，但终于城破被俘。李建成、李世民除了将高德儒一人斩首外，“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李渊高兴地说：“以此用兵，虽横行天下可也。”

33.在1943年11月英、美、苏三国首脑第三次会议上，丘吉尔给斯大林祝酒时说：斯大林将与俄国历史上伟大的英雄们并列，并且已经赢得了“斯大林大帝”的称号。斯大林回答说：“他身上越积越多的荣誉，实在属于俄国人民。他说，为这样的人民服务，当一个领导人是容易的。的确，红军打德国人表现了巨大的英雄主义，但是不这样，俄国人民是不会容许的。‘红军战士要往后退必须拿出比面对敌人时更大的勇气’。”

34. 1943年12月，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打算要求芬兰补偿它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同时，我们不需要钱，而要求用实物补偿。芬兰可以在5~8年期间之内完成赔偿，向我们提供纸张、木材及其他材料，以补偿我方损失。”丘吉尔不同意斯大林的要求，挖苦说“在芬兰同德国结盟的战争时期，芬兰人给俄国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这个穷国能够提供的补偿。当我谈到这一点时，我的耳朵里响起了苏维埃的口号：‘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丘吉尔说他“自俄国革命时代起就记得这个口号”。斯大林则以玩笑的口气告诉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

35.1954年6月，丘吉尔作为首相访问华盛顿。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陪同丘吉尔驶向白宫的车里问丘吉尔，如果同盟国接受了他的建议，向南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发动进攻，而不是集中兵力于D日在诺曼底登陆，结果将会怎样呢？丘吉尔淡淡地回答：“嗯，本来可以轻取维也纳的。” 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这样，东欧就是我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