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戏曲背后的政治与社会（3）

5

在传统知识体系中，戏曲一直处于不登大雅的边缘地位，直到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出版，戏曲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但迄今为止，大多数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文学、历史或表演艺术的分析，《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则是综合了戏曲史、文学、城市文化及性别的全新跨学科研究，不仅推进了现有中国戏曲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社会中的文化政治史迹。

他山攻错，郭教授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令人赞赏。比方说，她以开阔的全球视野，将中国戏曲置放在现代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来考察。17-18世纪，当伦敦、巴黎的咖啡馆及沙龙通过讨论公共事务，逐渐建构出现代欧洲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时，同时期的中国城市是否也存在着对应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郭安瑞以德国社会学家哈贝玛斯（JürgenHabermas）对欧洲现代城市的考察，对汉学界提出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在哈贝玛斯的论述中，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城市公共领域对欧洲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建构意义重大。而在郭安瑞的研究中，虽然不同阶层与性别的观众可以突破官方的空间区隔，可以在戏园舞台上放纵情感，批评社会，最终清廷还是影响控制了商业表演的意识形态。但是，用作者的原话，戏园依然是“清都社会一个表达公共话语的重要场所，一个充满竞争、冲突和争议的公共空间。”这个“戏剧的公共空间”固然未能对国家权威构成真实挑战，“但它们确实形成了一个包含着讽刺剧、情感过度奔放，以及对社会规范做出临时的、短暂的舞台叛逆等充满活力的‘茶园’文化。”

尽管将哈贝玛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入中国研究并非首次，但郭安瑞对北京戏园的研究，不仅补足了以往城市史对明清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内部机制的探索，更让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美学与政治间的关系。以往戏曲史研究多侧重于艺术的内部发展。比如关于花雅之争，通常的看法是，昆曲过于精致，导致此剧种“曲高和寡”，京剧则因通俗取胜。郭安瑞则分析宫廷对戏班的制度化管理，及宫廷与民间舞台的表演内容，环环相扣地论证政治如何影响美学。她的最终结论容有商榷之处，毕竟政治对剧种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难以判定。但是，她的视角精准地捕捉、解释了清廷对戏曲的高度敏感与控制。无论是为维护满族的族群正统性，还是要掌控国家权威与社会秩序，戏曲治理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然而，郭安瑞并不因此认为，戏园是国家的宣讲台。她准确地体察到，戏园是喧闹的，舞台是流动的。凡是接触过中国戏曲文献与表演的人，都会赞成这个显而易见却又深刻入微的观察。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戏曲从来不只停留于纸上。虽然传统戏曲文学研究者更偏重文本，但演员与剧场的表现力，很容易以其视听观赏性与艺术感染力，转移文本的表现焦点。“折子戏”的表演方式，更使中国戏曲形成一种可分可合的结构，让舞台表演出现不同的可能。郭安瑞观察边缘文人的“花谱”书写姿态，在各种舞台版本中探寻不同阶层观众的情感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台上、台下各自演绎的复杂故事。这种对舞台演出的重视，源于作者能挣脱固有的传统观念或偏见，也让她对传统材料如“花谱”的解读充满了新意。

与其洞察力与思考深度相匹配的，是作者的广博知识与材料辑佚功夫。不论是原始文献，或二手研究，此书都力求完备。每页的脚注及最末所附之参考书目，构成微缩的城市文化史与戏曲研究史书单，涵盖了中外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原始文献中，尤其难得的是大量的舞台演出抄本。戏曲素被视为“小道”，伶人之相关资料更是被弃而不问。二十世纪以来，戏曲之文学、艺术成就与文献价值逐渐受到重视，但伶人演出的抄本依然极为难得。郭安瑞却费尽心力，搜集到同一剧本的十数种舞台抄本并加以细读分析，其努力工夫可谓惊人。这些扎实的文献与知识，铸就这本真正“十年磨一剑”的获奖著作。

郭安瑞能用心感受、用优美的文字再现戏园与舞台的鲜活灵动，与她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密切相关。她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到，五岁即迷上莎士比亚的戏剧。之后为了学中文，又奔赴北京学习相声，并逐步熟悉各种中国戏曲表演。我们都知道学术著作素难翻译，此中不仅牵涉大量的文献知识，思维体系与专业术语的表达也经常难以找到对译之词句。然而，本书的译文流畅清晰，可读性高，其主要译者正是郭教授本人。她尽量用中文表述，而非仅是英文句式的对译，实在难能可贵。

晚明文人戏痴张岱在其名文《彭天锡串戏》中感慨道：“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却只能徒呼“奈何！”。让张岱怅然的，既有审美感受的不可言说，更因戏曲表演是一种稍纵即逝、无法再现的艺术。可以想见，要触摸几百年前不同人群幽微的观剧经验，更是难上加难。《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能在历史遗留下的文献片断中，捕捉那些逝去的繁复空间，探寻私人、公众、国家的舞台故事，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美]郭安瑞著，郭安瑞、朱星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