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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展评估及展望(2)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

(一)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第一,经济的增长从高速增长切换到中高速增长。现在,我们经济的增长速度基本是在百分之六点几,属于中高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转换。

在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我们要追求的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是不可兼得的,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一种经验总结。从1978年到1992年,我们完成了价格改革,建立了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使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释放了制度红利。从1993年到2000年,我们以分税制改革、商业银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以及第一次人民币汇率改革为契机,完成了财政金融改革,使改革红利得以集中显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2001年到2011年,我们以加入WTO为契机,嵌入全球价值链,使改革红利得以大范围释放,也从国际分工中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动能。2012年开始,我们开始了增长动能的转换,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第二,新旧动能转换。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的工业在退潮,服务业在兴起。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产业的贡献率现在越来越低,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已经提高到60%左右。在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新的业态逐步得到体现,如信息技术、软件、租赁和商业服务等行业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传统业态的贡献度在逐渐下降,如建筑业。新的业态在崛起,表明我们经济增长的动能是不断转换的,产业结构也随之调整和升级。

在能源结构方面,我们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新旧动能的转换。传统的能源,如煤炭、原油等,所占的比重在下降;新能源,如水电、核电、风电等,所占的比重显著提升,说明我们的能源结构也处于优化中。

(二)三大制约因素

现在,我们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动能转换的三大制约因素:

第一,人口红利消失。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年龄的人口首次出现减少。根据《中国生育报告2019》,我国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创1949年以来除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8年出生率降到10.94‰,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

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根据《中国生育报告2019》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至7.5亿,即减少了约24%。劳动力总量的萎缩,将使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进而导致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等地方迁移。

第二,粗放投入与债务扩张。这一系列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的杠杆率在提高,债务负担在加重。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以债务扩张为代价的,不具有可持续性。

第三,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前的“孔雀东南飞”到现在变成了“北燕南飞”。2015年到2017年间,我们经济增长比较快的,要么是南方地区,要么是西北地区和西藏。其中,西北地区、西藏以及部分南方地区发展较快是因为基数较小,所以呈现出来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而北方地区则发展得比较缓慢。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劳动人口也是在往南边跑的。常住外来人口规模排名前十位的城市里,北方城市只有北京,其余都是南方城市;人均储蓄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排名靠前的大多是南方城市;人口净流入排名前四位的省份也都是南方省份;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南方的经济在全国GDP的比重上升到62%,北方下降到38%;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6次报告》认定的综合竞争力十强城市中,北方城市只有北京和天津,其余都是南方城市;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十强城市中,南方城市占了9个,北方则只有北京;在科创板首批名单里的9家企业中,位于南方的企业有8家;2018年1至10月份全国各城市本、外地存款余额前十位的城市中,北方城市里只有两个,其余八个城市都是南方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人口流动的不平衡、金融资源的不平衡。

(三)“三去一降一补”

1.“三去”

第一,去产能。2018年以来,我们工业产能的利用率是在下降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致,如一定程度的出口受阻成为我们“去产能”的一个阻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采矿、汽车制造、有色金属等方面的产能利用率是在增加的。此外,以钢材为例,我们的库存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毛利率下降得也不明显,说明我们“去产能”还有不少路要走。

第二,去库存。目前,大部分行业的存货周转率是加快的,只有少部分行业在减慢,表明我们“去库存”的力度较大,整体情况较好,只有局部行业的库存在增加,如汽车制造、批发零售等。其中,汽车制造业的库存增加较为明显,需要我们提高警惕。

第三,去杠杆。按央行统计的5000户工业企业来看,2017年以来,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在下降,下降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表明我们“去杠杆”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2.“一降”

“一降”就是降成本。在降成本的进程中,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在2018年年底有所反弹,其中民营企业的反弹相对明显。其中,从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来看,2019年2月以来,由于改革措施的到位,降低幅度是比较大的。

3.“一补”

“一补”就是基建补短板。在基建补短板的进程中,国有企业在固定投资上总体呈现出一定的负增长趋势;民营企业的增长幅度先是较大,但最近也出现了一定的下滑,由原来的25%以上下滑至10%,外资固定投资也不是特别稳定。这一系列情况表明企业基建补短板的意愿有待进一步加强。

责任编辑:王瑱校对:吴自强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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