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展评估及展望（3）

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

（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情况

总体上，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上有待加强。我们要解决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传导问题，破除传导障碍，解决好两者之间的制约因素，也就是“肠梗阻”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着力解决这些痛点问题、疑难杂症。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单位产值消耗的信贷资金在边际上是递增的，表现为每单位GDP需要多少贷款来驱动这一数值在增加。换言之，金融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或信贷资金的消耗系数是增加的。这种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凸显出我们经济发展的方式仍然是要素驱动型、粗放型的，这是我们在以后的改革中必须加以解决的。

（二）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缓解情况

1.从融资贵到融资难

从社会融资规模及其结构来看，我们能够发现，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信贷规模之间的差别时大时小。这是因为在2017年之前，我们对影子银行采取包容性监管政策。在影子银行发展迅速的时候，大量资金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银行表外业务，被用于支持民营企业甚至房地产，其所产生的是融资贵而不是融资难的问题。其后，我们开始加强监管，清理整顿影子银行，使银行表外业务重新回到表内，于是产生了融资难的问题，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人民币贷款之间差距也越来越小。

2.资金空转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每年很多新增的货币投放，实体经济拿到的是很有限的，其余的钱则在金融体系里空转，如搞各种资管产品，每转一个环节就要产生手续费或通道费，越转资金成本也就越高。所以，我们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好这种资金空转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大实体经济对金融资本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要激发金融资本支持实体经济的意愿和积极性，既要做供给侧的文章，又要做需求侧的文章，这两个文章都做好了，才能真正打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两端。

3.信用利差与融资成本

融资贵问题也表现在银行毛利率和产业债的信用利差等方面。目前，产业债信用利差的情况是期限越短的融资成本越贵、期限越长的越便宜，两者呈负相关。我们一般认为正常情况应该是期限越短越便宜、期限越长越贵。不过可喜的是，目前的趋势是短期的利率在下降、长期的利率在上升，即债券市场定价体系正在纠偏。

首先，不同信用级别的信用利差变化，导致融资成本差异明显。2016年以来，2A+和2A级产业债的利率上升较快，3A级的利率则没有增加多少。截至2019年5月23日，3A级债券的融资成本降低了0.17个百分点，2A+的成本增加了半个百分点，2A的成本增加了0.4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融资贵问题主要发生在2A+和2A这两个级别，也就是评级相对差一点的融资成本相对更高。

其次，不同类型的企业融资成本差异明显。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较快，国企的融资成本则在下降。

最后，不同省份的融资成本差异明显。我们通过同时期数据发现，信用利差（融资成本）前三的省份，同时也是融资成本增加较快的三个省份，是海南、重庆、贵州。其中，海南的信用利差接近5个百分点，重庆是4.65个百分点，贵州是4.34个百分点。融资成本较低的几个省份有：北京，信用利差0.65个百分点；广东，0.81个百分点；上海，0.82个百分点；江西，0.9个百分点；陕西，0.99个百分点。不同省份的融资成本差异决定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

整体上，以同时期数据来看，融资成本增加的省份有15个，下降的有16个。其中，融资成本增加较多的省份是：重庆，增加了2.77个百分点；贵州，增加了1.92个百分点；吉林，增加了0.81个百分点；广西，增加了0.55个百分点；海南，增加了0.38个百分点。与融资成本前三的省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融资成本高的地方也是成本增加较多的地方。反而融资成本减少较多的省份，包括辽宁、甘肃、江苏、安徽、江西，与融资成本较低的省份之间，只有一个省份是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