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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铎铎:全球经济困局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型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4)

三、解读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年都会开,我认为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整个经济的判断非常清晰,提出的政策比较精准到位,中间的一些亮点政策对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非常有针对性。

首先看“四个必须”。

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的几段话中,有一个以“必须”开头的排比句,那时候提到的是“五个必须”,或者叫五个规律性认识。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有一个以“必须”开头的排比句,不过变成了“四个必须”。由“五个必须”变成“四个必须”虽然数量上只相差一个,但内容调整非常大,关于宏观调控的内容几乎全都变了。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的第一个必须是“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国家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突显出来了,所以“四个必须”中首先强调的是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前面我们说造成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主要是稳金融的政策,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一政策作出了针对性调整。

第二个必须是“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如果你熟悉宏观经济理论的话,就知道“从系统论出发”的表述是比较新颖的,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我们有“多重目标”,比如三大攻坚战其实就对应着三个目标,那么自然就有三组权衡和矛盾:

首先,防控金融风险就得考虑金融和实体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稳金融和稳增长之间的矛盾。然后,在精准扶贫方面,我们存在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与全球经济趋势中“高低不平”的“不平”是相匹配的。我们从贫困户入手,通过精准扶贫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牵扯到了公平与效率折中的问题。最后,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也存在着不平衡和矛盾。

每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又会产生它们重要性的排序变化,而最近的一个变化就是金融与实体的优先次序下降了。正如我们前面总结过的,稳金融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成效,因此它的优先序往后调整了,其他目标被提到了前面。另外,在金融和实体这一对矛盾内部也有微调。原来我们更偏向金融,偏向防控风险这边;现在可能要更注重实体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我理解的“从系统论出发”“在多重目标中寻找动态的平衡”。我认为这是我们当前政策研究和实施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必须是“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这一点和我们当前对中国经济的争论有关。大家都在争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如果低于6的话,可能就不能再实施逆周期政策了,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所以要“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蜇伏的发展潜能”,这实际上是为提高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采取的措施。我们不光要实行宏观方面的短期逆周期政策,还要采取通过改革激发经济中间活力,激发创新这样一个长期手段来提高我们国家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第四个必须又强调了稳金融,即“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风险的底线刚刚我们说金融风险的位次已经靠后了,但在“四个必须”中的第四条又重新提及了强化风险意识。我是这样理解的,并不是说化解金融风险已经不重要了,它还是未来政策会关注的点,还是一个长期目标,只是从以前的第一优先发生了次序上的变化。把它放在第四点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一个醒,不要以为金融去杠杆已经过去了,影子银行又能开始新一轮扩张了,不要有这种想法。

接着我们一个判断”。

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非常重要,它会提及国家方方面面的问题。每个人关注的领域不同,从中读到的重点和亮点可能也就不同,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比较2018年和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觉得中央总体的政策判断可能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在2018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也就是说2018年的重点放在经济下行压力上。到了2019年,判断重点变为了“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特别是在这句话之后还跟了一句话,叫“我们要做好工作预案”。我觉得后面这一小句话是点睛之笔,既然它出现在了新闻通稿中,我相信我们的决策层已经做好了工作预案,各个部门已经积极准备了很多方案来应对未来的世界大变局和全球的动荡源、风险点。为什么前面我们花了很大篇幅来讲全球经济“高低不平”的现状,讲世界大变局和全球的动荡源和风险点都包括哪些?就是为了回应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这一重大判断。

最后我从自己专业方向做一些解读

我自己一直在关注金融去杠杆、金融稳定方面的问题,所以就把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的宏观政策和金融方面的政策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第一要注意政策变化路径最后落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上,叫“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去杠杆的政策是一个严谨的路径,一开始我们要去实体的杠杆,后来发现直接去是不行的,要从金融入手,于是有了金融去杠杆,即规范治理影子银行。后来出现了结构性去杠杆,也就是说居民、企业和政府不能都去,有些得去,有些不能去,有些可能还得加等等。结构去杠杆之后,我们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中出现了稳金融的提法。经过一系列的发展之后,到目前我们发展到的一个阶段就叫“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前面我们提到过,现阶段我们的宏观杠杆率(总债务占GDP比重)是250%左右,我们要稳定这250%,没有准备让它大幅下降,也不会让它大幅上升。我相信“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是一个重要的判断,对各行各业尤其是做金融或做一些投资的人来说非常重要。这一判断会对2020年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产生明显影响。

第二如何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的政策做法就是“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通过近几年去杠杆政策的实施,我们的政府已经明白了宏观杠杆率上涨是怎么一回事,也意识到让它下降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才能提出“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措施。

影响宏观杠杆率的量有三个,它的分子是总债务,分母是名义的GDP。名义GDP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实际GDP增长,二是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宏观杠杆率中有三个量,债务、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把这三个量处理好,就能把握宏观杠杆率的变化。

我们看“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分子上的债务项负担的利息少了,每年新增的债务偿付就少了。现在我们的债务大概是35.6万亿美元,它的1%是3560万亿,这么大规模的债务,哪怕降下1%的成本,对下一期债务的累计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是一个有效减小分子的做法。第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有一个做法是降息。降息最终通过货币政策传导,降低整个社会利率的中枢,降低社会融资的成本。降息会刺激经济增长,刺激通货膨胀,或者说会刺激名义GDP的增长,也就是刺激分母做大。分子变小,分母变大,宏观杠杆率就会相应下降。

上面我们分析的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提到“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在2018年是没有的,但在以前的某些论述中是有的,之所以在2019年又再提出来,我相信它和我们“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相辅相成的。

最后,关于基建和制造业投资比较低迷的问题,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专门论述:“要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其中先进制造和基础设施是我们投资的关键领域,基础设施后面加上了“短板等领域”。这是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确实有很多问题,很多地方积累了债务,还有各方面其他的成本和约束。政策论述的背后有着多维的考量。

责任编辑:杨雪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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