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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向东:从北京东城革命精神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4)

第三,创建社团。李大钊深感,仅凭他一己之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有限,所以他特别注重影响和带动周围的北大师生。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当时的校长蔡元培对这个社团非常支持,专门在北大西斋为研究会开辟了两间屋,作为社团的活动室和学习室,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实际上是引用了德文版“共产主义”的发音,“斋”在中国就是室的意思,教室、活动室。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20人,后来我们发现,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所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仅为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还奠定了组织基础。

除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外,李大钊还积极参与各类学生社团活动,比如:他还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新闻研究会等多个社团。那么,他为什么这么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因为当时的学生社团中云集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所以李大钊想借助社团活动这个平台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在党的早期领导人当中,很多都视李大钊为自己真正的老师,包括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3月“进京赶考”的路上,离北平越来越近时,毛泽东感叹道:“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受到李大钊影响的还有很多人,包括陈毅同志、林伯渠同志,都曾谈到李大钊对他们的影响。

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活跃在北京东城的先进分子有了新的觉醒,他们纷纷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建党的条件日益成熟,在这方面北京东城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在北大红楼一层图书馆主任室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全国第二个)党的早期组织(全国第一个是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以此为支点,带动了整个北京地区,包括中国北方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时,北京的党组织已经拥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任静、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十几名成员,后来张国焘、刘任静作为北京的代表,专门到上海出席了党的一大。

 二、北京东城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东城的孕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突出的是三种精神:第一,探求真理的坚定信仰;第二,奋发有为的斗争精神;第三,天下己任的责任担当。所以在第二部分当中,我想围绕这三种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表现,同大家进行交流。

(一)探求真理的坚定信仰

从目前来看,人类的信仰主要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宗教性质的信仰,对神的崇拜。而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信神,那么我们信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我们是对真理的崇拜,而不是对神的崇拜。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东城的孕育来看,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对真理的上下求索和对信仰的执著追求。

因为北京大学及其他大中院校的存在,百年前的北京东城就是一个文化聚集、名人云集的地方。特别是蔡元培成功改造北京大学以后,经过改造的北京大学当年在北京东城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怀揣崇高梦想、拥有坚强意志的有志青年前来。他们不光人来了,关键还带来了思想、文化。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在北京东城快速汇聚,使得这里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块高地。而我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讲,最初只是毫不起眼的小派别,没几个人相信。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曾经喧闹的主义、流派都烟消云散了,唯有马克思主义体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最终成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

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实际上却是一个多种主义反复比较、鉴别,甚至斗争的过程,而北京东城就是当时主义斗争的主战场,渗透其中的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探求真理的坚定信仰。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维度为大家展开:

第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与坚守。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早期党的领导人当中,有很多都是在北京东城建立起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信仰,比如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在此后的革命历程当中,他们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成为了党最早的一批领导者。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13位代表出席会议。这13个人当中,从北京东城,从北大走出去的就有6位。据统计,当时全国有共产党员58人,而在这58人当中,在北京大学学习、工作过的就有21位。

1918年的秋天,25岁的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离开湖南出远门,他到的就是北京,确切地说是主要活动于北京东城区。后来,在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引见下,毛泽东到北京大学李大钊手底下谋得一个差事——图书馆助理员,从而开始了在北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同志后来有大量的回忆,特别是在陕北的时候,他对斯诺讲,也就是从北大红楼岁月开始,“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并“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此之前,年轻的毛泽东也是多次变换过救国思想,曾经一度参军,尝试军事救国;后来又报考师范,尝试教育救国。来到北京东城之后,毛泽东终于找到了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坚定地走革命救国的道路。离开北京东城以后,他没有选择出国留学,也没有选择继续在大城市工作,而是选择了中国的农村,开始了革命的实践。

选择信仰不易,坚守信仰更难,因为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从历史上来看,许多仁人志士都把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北京东城,甚至把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北京东城。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人物——王荷波。王荷波,中国工人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荷波受党中央委派,到北京负责重建被破坏的北方党组织。但是很不幸,来京不久,由于人生路不熟,再加上叛徒出卖,王荷波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吐露任何党的秘密。1927年11月11日,王荷波被敌人残忍杀害于今北二环安定门外的城墙脚下。王荷波牺牲时担任的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一届监察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最高负责人。所以,王荷波实际上是革命战争年代,在北京东城域内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共产党员,牺牲前他托人转告组织,一定要教育好他的子女,让他们务必要做革命的人,走革命的路。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赵苇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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