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5）

（二）识人、用人的能力

如果领导人的能力有限，但是能具备识人、用人的能力，也是有可能组建一个相对不错的领导团队。国民党内部可谓是将星熠熠，那为什么这些人能力发挥不出来？这就是蒋介石在用人之道上的问题。蒋介石生性多疑，国民党内部又派系林立，所以他就喜欢用两种人：第一，自己的黄埔系出身或者是同乡出身；第二，听话的人，这样的人最得他欢心。可以说，用人之道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内部领导力的窘境。

那共产党方面呢？经过长期革命的磨炼和淬炼，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了成熟团结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团队，内部有良好的分工。举个例子，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到晋绥边区去观察共产党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性：共产党有“三头六臂”。“三头”就是枪头、锄头、笔头，“六臂”就是一双手握枪，一双手握锄，一双手握笔写文章。续将军讲的这个话的确很有道理，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五大书记”的分工正是对应了这“三头六臂”。

“枪头”这一部分，主要是由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负责；而“锄头”这一部分主要，是由朱德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在负责；“笔头”这一部分，主要是由任弼时同志在负责。

“枪头”方面，毛泽东同志在战略战术制定上发挥着突出的作用，而他不可或缺的一个助手就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我们在很多影视剧中可以看到他拿着一摞电报、资料去找毛主席。干什么？当时周恩来同志有一个团队，他们探讨形成一些初步的方案，拿给毛主席去选哪个更好。所以人们说周恩来同志在军事上是毛主席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

“笔头”方面，党内所有的文字性文件、政策等，都要经过任弼时同志的审阅，所以他的工作量非常大。1949年，苏联派来了一个医疗小分队给我国的主要领导人检查身体，检查结果令医疗小分队大吃一惊，“五大书记”当中，最年轻的任弼时同志身体是最差的。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任弼时同志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了。所以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上，我们是找不到任弼时同志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处于休养状态了。

任弼时同志去世的时候，中共中央发出的讣告中称他为“中共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叶剑英对他的评价是：“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除此以外，我们党在各大战略区还有一批能打、会打的同志，都是军事战功赫赫。

三、有效的统战工作汇聚广泛的政治力

政治力是一个关乎人心向背的问题，通俗一点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两头小中间大。两头部分是国共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尽管人数不多，但是影响力很大；中间部分是人数较多的由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中间力量。那么，对于国共来说，谁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关键就是要团结住中间力量。对于这些中间力量，毛泽东同志作了这么一个判断：“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我们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也就是说，我们的朋友定了，下一步工作就是怎么采取得当的措施，把这些朋友争取过来。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的阶级制定和采取了不同的统战政策：对于团结农民，主要是通过分地，废除苛捐杂税的方式；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打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以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组建了第二条战线。下面我们就具体的统战政策与大家做一些交流：

（一）农民阶级

1946年，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强调，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土地改革仍然是我们这个时期工作的一个重点所在。从1947年开始，我们在解放区陆续进行土地改革；到1949年时，解放区大约有近1亿的农民分到了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激发了出来。如果说农民分地是解决了贫苦农民的需求，那么废除苛捐杂税，是包括所有富裕农民在内的农民的迫切愿望。我们知道国民党税多，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什么？是国民党采取了预征制度。什么叫预征制度？就是今天把明天的钱提前征收了。有材料显示，在四川省，梓潼县的田赋在1926年已预征到1957年，温、郫等九县的田赋在1931年已预征到1961年。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在1935年已预征田赋到1978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在1935已预征田赋到1991年。更匪夷所思的是，湖南省慈利县田赋已预征到公元2117年。

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办的呢？我们在新老解放区全面地给农民减租减税。所以，广大农民迸发出了极大的生产和革命热情，这也为我们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二）民族资产阶级

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我们曾长期困惑的一个问题。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正确认识到，他们是我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