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冬虎：北京地名的国都气派与历史文化价值（9）

不过，仔细查对《日下旧闻考》转引的《元一统志》坊名释文时发现，被说明语源的只有四十九坊而不是《析津志》所说的五十坊这个“大衍之数”。如下图所示：

是不是清朝的《日下旧闻考》在抄录《元一统志》的时候漏了一个？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日下旧闻考》是官修的，以前我们称为“钦定日下旧闻考”，是经过皇帝过目的，不可能漏一个。有人认为，“居仁坊”实际上有东西两个，恰好符合五十之数。然而，此说是对《元一统志》释文的误读，不能成立。这段原文为：“由义坊，西方属义故；居仁坊，地在东市，东属仁。取《孟子》居仁由义之言，分为东西坊名。”两个坊的命名出自《孟子•尽心上》：“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把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观念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相配，东方对应着“仁”，西方对应着“义”。处于大都东侧与西侧、位置上相互对称的两个坊，从《孟子》“居仁由义”之语中各取其半，据此分称“居仁坊”和“由义坊”。如果把释文标点为“由义坊，西方属义故。居仁坊，地在东市，东属仁，取《孟子》居仁由义之言，分为东西坊名”，不仅前面“由义坊”的语源没有着落，而且有违原文把两个同源坊名一并解释的逻辑。

事实证明，元大都最初应当只有“四十九坊”，而《析津志》所谓“坊名：元五十，以大衍之数成之”，则是未能完整地体会《周易•系辞上》文句造成的失误。因为，在《周易•系辞上》中，“大衍之数五十”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其用四十有九”。

汉代经学家王弼提出：“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十三经注疏》80页）这就是说，演算天地万物、占卜吉凶，只需要五十根蓍草（即所谓“策”）就够了，而在推衍时真正用到的只是其中的四十九根。

由此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在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下，元代依据《周易》设置大都各坊时，势必本着严格遵循圣贤经典的精神，以“大衍之数五十”的原则做出宏观规划，再依“其用四十有九”之言确定其具体数量，这就形成了载于《元一统志》的大都“四十九坊”而不是与“大衍之数”相等的“五十坊”。换言之，《元一统志》记载的四十九坊并无遗漏，大都城内并不存在所谓“五十坊”；《析津志》所说的“以大衍之数成之”，道出了各坊布局的理论依据，但对坊的准确数目却疏于核对，只是顺着《周易》“大衍之数五十”的习惯性思维，断定元大都在忽必烈时代设置了五十个坊，后来者则沿用“五十坊”之说，或偶有对《元一统志》行文不周的怀疑。自元末熊梦祥开始，历经明清以迄当今，六百多年间对大都坊数究竟是多少的问题一误再误，根源就在于论者对《周易•系辞上》文句理解的疏阔：只盯住了“大衍之数五十”，却忽略了紧随其后的“其用四十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