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准扶贫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提出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措施都包括哪些?它与以前的扶贫工作有什么不同?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档立卡,摸清楚贫困的底数,解决“扶持谁”的问题。2014年,全国组织80多万人逐村逐户开展贫困识别,共识别出12.8万个贫困村、2948万贫困户、8962万贫困人口,基本摸清了我国贫困人口分布、致贫原因、脱贫需求等信息,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贫困数据第一次实现了到村到户到人,为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措施、实行最严格考核评估制度和保证脱贫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驻村帮扶,增强一线力量,解决“谁来扶”的问题。从中央国家机关到省、市、县,各政府机关都有扶贫任务。在精准扶贫阶段,提出驻村帮扶,增强了一线的力量,解决的是“谁来扶”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
三是实施“五个一批”,推进精准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产业扶贫,发展贫困地区特色种养业,通过电商、乡村旅游等模式扶贫;易地扶贫搬迁,从生存条件不适宜人居的地方迁出来,比如个别分散的偏远山区、基础设施难或其他服务设施难以到位的地方;教育扶贫,扶贫要扶智;健康扶贫,重点解决基本医疗保障的问题。这些具体措施把精准扶贫具体化,解决怎么扶贫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四是严把贫困退出关,确保脱贫质量,解决“如何退”的问题。在精准扶贫工作当中,中央明确要求,要确保脱贫的质量,而且建立了贫困退出机制,明确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标准和程序,指导各地科学合理制定脱贫滚动规划和年度计划。脱贫有很多标准需要考核、评估,非常严格,这也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个重要保障。
五是加大扶贫投入,强化资金监管,违纪违规问题明显减少。为什么要加强监管?因为每年有过万亿资金投入贫困地区的县乡村,中央、省、市县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每年3000多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每年3000多亿,政府专项债每年用于脱贫攻坚1000多亿,扶贫小额信贷累计放贷5700多亿,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交易每年600多亿,还包括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和社会扶贫资金。
我们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的减贫、扶贫工作,对世界减贫工作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并作出了重要部署。从脱贫攻坚任务看,任务还是很重的。2018年6月,为什么中央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主要是因为脱贫任务艰巨,特别是“三区三州”(“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及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区;“三州”是指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不仅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而且基础条件薄弱、致贫原因复杂、发展严重滞后、公共服务不足,脱贫难度更大。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按照新标准计算,到2019年为止已经脱贫9300多万贫困人口,但有一部分是不稳固的,是比较脆弱的,要防止他们返贫。
(四)减贫工作的主要成就
第一,取得了我国减贫史上最好的成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的551万人,累计减少9348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改变了以往减贫人数逐年递减的趋势,打破了前两轮扶贫时,每到贫困人口减到3000万左右就减不动的瓶颈。全国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2020年的52个,可以说接近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第二,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贫困县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幅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多百分点。通过产业扶贫,发展活力明显增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退耕还林、生态扶贫等,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第三,形成了全社会合力攻坚的良好局面。东西部扶贫协作,促进了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定点扶贫,畅通了党政军机关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了解农村与贫困地区的渠道,推进了作风转变和干部培养。贫困人口发挥主体作用,提高了自我发展能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弘扬了中华民族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营造了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第四,锻炼了一大批干部。300多万县以上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他们了解了国情民情,转变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做群众工作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通过组织开展贫困识别、精准帮扶、贫困退出,也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五)2020年之后的减贫工作思路
2020年之后,减贫工作还要继续,因为贫困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2020年如期脱贫只是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问题会依然存在,而且农村贫困问题和城市贫困并没有统一纳入贫困治理框架。
首先,注重防止2020后初期阶段“返贫”措施的研究;其次,要研究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的措施;再次,扶贫工作要与国家“重塑城乡关系”的政策与体制目标相融合;最后,要借鉴其他国家在人均GDP在8000至12000美元阶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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